纪实作家的社会责任

纪实作家是作家中的一员，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他的笔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职责，他这个人在社会上也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张载的“横渠四句”，主要指的就是文人的社会使命。

如果说现代文明社会宽容，可以允许一些作家如抒情诗人“自我表现”，那么，以反映时代为己任的纪实作家，必须将自己的命运与社会紧紧地联接起来。

一、注重创作的社会责任与效益

纪实作家的本业是创作。为什么创作？是每位作家下笔前必须弄清楚的。

这里有一位高云览。早在1930年高云览目睹厦门大劫狱事件后，就萌生了以该题材进行创作的想法。党组织于是把全部秘密资料交给他，委托他以小说形式表现出来。1931年，他完成初稿《前夜》，但自觉不满意，之后20多年始终怀揣这一题材，等待合适的创作时机。直到1950年从南洋回国后，他才有条件正式开始创作。从1952年起，高云览投入长达四年的创作，期间健康状况恶化，不幸患上了肠癌。但他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写作，即使病势加重，仍抱病每天写作九小时，最终在1956年逝世前完成书稿。高云览将《小城春秋》的创作，视为其对革命理想的最后献礼，他最终用生命兑现了承诺，直接体现了“以生命铸造作品”的崇高精神。

同时，在创作过程中，作家一定要考虑自己写作的社会效果。柳青谈到1957年，有位西欧作家说：他只写他看到的，不管正确不正确。他只想写得越感动人越好。至于他的读者里头，有人看过他的作品以后自杀了，他不负责任。柳青大为震动，为此有针对性地提出，作家“永远不要忘记认真地思考三个问题——我看见的是什么？我看得正确吗？我写出来对人民有利没有利？”（柳青：《谈谈生活与创作的态度》，《文艺报》1960年第13、14期）。当今世界愈加复杂，我们每个作家在下笔前也应该像柳青那样扪心自问。

许多时候，这样写就比那样写，给读者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当然，对此也不能走极端，对作家的选择横加指责、粗暴干涉。这样的教训曾经何其多也。

社会效益是邓小平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创造。当代作家决不可闭门造车，对窗外世事漠不关心。面对“不在场的读者”，我们要用自己的作品去满足他们的需要，提高他们的素质。

沈从文对古代服饰的研究，其价值不亚于他的创作 

二、传承和发展优秀文化

创作之外，作家因为往往是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一份子，所以还要通过各种方式承担各种社会责任。

张载说“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求传承和发展优秀文化。这也作为文化人的作家义不容辞的一项重要使命。

郭沫若对青铜器等的研究，沈从文对古代服饰的研究，其意义均不亚于他们的文学创作。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郭沫若这方面的贡献大家已熟知，我们这里就主要谈谈沈从文。

在时代的剧变中，沈从文自觉而明智地放弃文学创作，把自己整个交付给时代的一个“冷”地方——历史博物馆，开始关注中国古代服饰。但在那个特殊年代，这项研究同样历经坎坷。

沈从文应该是最早关注这一领域的人。他敏锐地发现，中国古代服饰是座“富矿”。当他发现日本学者已经占了先机时，深感耻辱，发愿要写一部中国古代服装史。早在“反右”后的一份检查中，他就表达了想“集中精力摸摸丝绸，扎实搞几年服装史”的愿望。1959年7月，他在一封信中提到，希望“把服装史工作打个基础，好供全国使用”。这表明：沈从文此时已正式着手开始这项研究了。

1963年冬，周恩来总理与文化部领导谈起说：常见人家有服装史、服装博物馆，我们能不能编一本历代服装图录，当国礼赠送外宾。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回答说，沈从文正在研究。1964年初，这项工作全面展开，历史博物馆建立起领导协调体制，调配美术组多人给沈从文做助手，另有相关人员配合。计划赶在当年10月前出版《中国服饰资料》，以此向国庆十五周年献礼。

工作极端紧张。沈从文每天写六千字，并适当引申文献，综合分析比证，做出简洁的说明。当时，他高血压和心脏病都很严重。但他已有大量积累，领导为了赶任务也“要求不多”，他很快完成了初稿。当年7月，康生题了书名《中国古代服饰资料选辑》（简称《服饰》），郭沫若作了序，沈从文写了《后记》，出版社打出十部样稿送审。

此时，社会上正在讨论关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文艺舞台”的有关批示，沈从文敏感地觉察到风暴正在酝酿。果然风暴如期袭来，沈从文立即成了“牛鬼蛇神”，屡被批斗。如此情势下，《服饰》根本无法出版。出版社将稿子和图版装麻袋后拟作废品处理。沈从文的同事得到消息后赶紧抢救回来。1969年11月1日，抄去的照片、文稿、记事本被发回，《服饰》也在其中。这使沈从文看到了一丝希望。

1969年11月18日，历史博物馆决定让沈从文等老弱病十八人下放“五七干校”，月底前离京。直到1972年2月，沈从文这个七十岁的老人才终于获准回京治病。1978年4月，在胡乔木的安排下，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到社科院历史研究所。1979年1月10日，书稿终于完成，更名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从1964年算起，这部书的完稿经过了十五年的时间；如果从1959年草拟《中国服饰资料》目录算起，则是二十年。

书稿完成的消息传出，国外出版社赶来洽谈，愿付最高稿酬，均遭沈从文拒绝。1981年9月，二十五万文字、七百幅图像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精装本正式出版。书出来后很快受到国内外重视，欧美来人洽商，以英、法、德文翻译出版。中国政府以之作为国礼，先后赠送给日本天皇、英国女王、美国总统等。

这部著作上起殷商、下迄明清，运用历代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对三千多年的各朝服饰制度和服饰工艺，进行了广泛而精到的考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对文史研究、古文诠释、历史画创作、历史剧演出以及服装设计，均有重要参考价值。至今我们拍摄历史影视剧，还常常到此书中去找史料。

左拉为公平正义而怒吼 

三、对百姓的关怀和救援

“为民请命”，是中国文学一个极为优良的传统。从屈原“哀民生之多艰”，到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都是为了表达百姓的心声，反映他们的诉求，实现他们的愿望。

诗仙李白给人们的感觉总是天马行空、高蹈阔步，但我看到一份稀见的史料《彰明县志》记载（宋人笔记《唐诗纪事》也有叙述）李白直接代民发声的故事：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当时年仅16岁李白是彰明县（今江油县）小吏。五月涪江发洪水，淹没了大量良田，也淹死了一些百姓。县令却毫无怜悯之心，反而对江中一具被芦苇缠住的女尸，卖弄起了“诗才”。他吟到：“二八谁家女，漂来倚岸芦。鸟窥眉上翠，鱼弄口旁珠”。却又词穷，无以为继。李白于是当即续写四句：“绿发随波改，红颜逐浪无。何因逢伍相，应是怨秋胡。”前两句直指女尸惨状：青丝散乱、容颜尽毁；后两句则用典故抨击县令卑劣。“伍相”指伍子胥，他被吴王冤杀后化为怒涛。李白以此传说暗喻天理昭昭；“秋胡”则引用春秋时秋胡调戏妇女的典故，直斥县令无耻。这个事例充分说明李白也是十分关心百姓生活和命运的。其实我们从李白高居庙堂后也可见到端倪，他傲视权贵，甚至连杨贵妃与高力士也敢戏耍，却对纪叟、荀媪、汪伦等普通百姓十分亲近。

法国作家左拉，本是一位潜心创作的专业作家。但就是这位长年在书斋耕耘的文人，居然也发出了“我抗议”的怒吼。

1894年12月，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遭革职并处终身流放。左拉了解事情的原委后，于1898年1月13日发表致法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他掷地有声地喊道：

我控诉的人，我并不认识他们，我从未见过他们，与他们没有恩怨。对我来说，他们只是一个实体，只是一群为非作歹的化身。

我只有一个目的：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凡人均有权享受幸福。

后来出任法国总理的克里孟梭在他主持的《震旦报》上，以头版整个篇幅发表了左拉的公开信，通栏标题《我控诉！》也是他所加。左拉的声音通过媒体发布，唤醒了民众的良知，要求平反冤案的呼声此伏彼起。而左拉却因发表《我控诉！》，遭到迫害，法院说他触犯了“诽谤军官和当局罪”，判其一年徒刑和3000法郎罚款。

事件迅速国际化，外国新闻机构纷纷介入报道，全世界抗议声浪不绝，外国制造商甚至联合抵制巴黎世界博览会。但1899年9月，新军事法庭仍判德雷福斯有罪。国内外舆论大哗，当时法国总统进退两难，最后以“和稀泥”的方式，宣布特赦德雷福斯。

1906年7月12日，法国最高法院判决德雷福斯无罪，德雷福斯在蒙冤12载后恢复军职。当宣布无罪时，德雷福斯的支持者高喊：“德雷福斯万岁！”

德雷福斯则回答：“不，法兰西万岁！”——这位年轻基层军官没有辜负左拉等的信任，这件在左拉等干预下的案例后来对法国甚至整个欧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裴多菲的创作与斗争，让世界了解了匈牙利 

四、为民族和国家命运分忧

由此说到民族与国家。这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也与古代人的认识不同。对于当代中国作家而言，我们的民族是“中华民族”，这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不仅包括生活在海峡两岸的同胞，也包括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我们的祖国是中国，但以现代主权国家来界定，则应准确地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港澳，也包括台湾。当代中国作家，应当自觉地为民族复兴和强国建设做出自己各方面的贡献，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无上荣光。

其实，在民族意识普遍觉醒后，各民族国家的作家大多怀有这样的自觉。我们来看一位对于中国人来说家喻户晓的人物——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山道尔。“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自由与爱情》，就是裴多菲在24岁生日时写下的座右铭。1929年此诗由“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著名诗人殷夫（白莽）翻译成中文，鲁迅先生又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加以引用，于是得以广泛传播，被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

天才的裴多菲19岁时就开始发表作品，以诗歌《酒徒》开始其写作生涯。他采用民歌体写诗，创作了许多优秀诗篇。早期作品中有《谷子成熟了》《我走进厨房》《傍晚》等50多首诗，被李斯特等作曲家谱曲，成为匈牙利广为传唱的民歌。1844年到首都佩斯，担任《佩斯时装报》助理编辑，在诗人弗勒斯马尔蒂的资助下，出版第一本《诗集》，奠定了他在匈牙利文学中的地位，并受到德国诗人海涅的高度评价。后因发表讽刺诗《农村的大锤》和革命诗歌《爱国者之歌》《反对国王》等诗章，蜚声欧洲诗坛。在裴多菲短短26年的生涯中，他写下了800多首抒情诗和8部长篇叙事诗，此外还有80多万字的小说、政论、戏剧和游记，且有相当部分都是在战火中完成的。这样的高产率，在欧洲文学史上非常罕见。裴多菲因此成为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他那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篇，至今仍在全世界广为传诵。

但可知裴多菲并不只是一位诗人，他同时也是一位英勇的战士。

1848年革命风暴席卷欧洲，维也纳起义、柏林革命、米兰起义、布拉格暴动，欧洲各地革命浪潮如火如荼。同年3月15日，裴多菲领导了有学生参加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抗奥地利的市民起义，向起义者朗诵政治诗篇《民族之歌》，并写下诗篇《大海沸腾了》《把国王吊上绞架》，激励人民为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而斗争。9月，裴多菲加入革命军队，亲自投身于匈牙利的民族独立战争。

在1848年至1849年由科苏特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中 ，裴多菲于1849年1月参加了贝姆将军的部队，作为贝姆将军的少校副官与俄奥联军英勇作战。1849年7月，他创作了最后一首诗歌《恐怖的时刻》。7月31日，裴多菲在同援助奥地利统治者的沙俄军队作战时，被尖矛刺穿胸膛，壮烈牺牲。

欧洲一些文艺评论家称赞裴多菲是“马扎尔的抒情诗王”。在我国，1907年裴多菲的生平和作品就被介绍到中国来了，鲁迅先生对裴多菲十分推崇。在其著作《摩罗诗力说》《希望》《<奔流>编校后记》等多篇文章中，都以极大的热情推荐、介绍裴多菲其人其事其作。

被誉为“匈牙利自由的第一个吼声”的裴多菲，不仅是匈牙利的爱国诗人和民族英雄，作为争取民族解放和文学革命的一面旗帜，一个多世纪以来裴多菲也得到了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公认。

海明威终身为人类的解放而奔波 

五、投身人类解放事业

随着资本主义开拓全球市场，整个世界逐渐走向一体化。从东方到西方，从北冰洋到南极洲，不论人种、民族、肤色、阶级等，都意识到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地球村”，人类的命运休戚与共，必须同舟共济。

然而，火山爆发、海啸台风、瘟疫病毒和不义战争、殖民奴役、霸权暴政等各种天灾人祸，依然侵蚀着人类的共同利益，制约着人类的美好前景。

因此，任何有良知的作家，不仅要潜心文艺创作，更要对全人类命运予以高度关切。

欧内斯特•海明威在这方面是一个伟大的范例。他从来都把文学创作与实际行动联接起来，双管齐下、齐头并进。

早在1918年5月，19岁的海明威就参加了美国红十字协会战地救护队，赴意大利担任救护车司机，被炸伤。他以此为题材写出了名作《永别了，武器》。1936年他又奔赴西班牙战场，投身反对弗朗哥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人民保卫共和，并写下剧本《第五纵队》。1941年到我国声援抗日战争。1944年奔赴欧洲战场当战地记者，期间又多次负伤，身上竟取出237块弹片！在世界文学界，海明威是罕有参加过一战、二战的老兵，而且足迹跨越了美、欧、亚、非四大洲。以我的孤陋寡闻看，在全世界作家里应该算独一无二了吧？

这些经历和创作，使他获得了许多作家艺术家所缺乏的国际视野与人类情怀。后期的《丧钟为谁而鸣》在思想境界上，远远超过了《永别了，武器》。最后一部作品《老人与海》，更是以人类不可屈服于命运的感悟，令世界各国人民为之震撼。他曾借小说人物罗伯特•乔丹之口，表达了他的坚定信念：“我相信人民，相信他们完全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管理自己。”海明威不仅以其杰出的小说剧本，更以其传奇般的硬汉精神，永远激励世界人民勇毅前行。

现代文明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注重生态文明的现代国家里，许多鸟儿得到了自由，不少野兽也获得了“解放”。可是人类自己呢？眛于种族、阶级、信仰、意识形态等的不同，时不时会闹出些动静，甚至不是兵刃相见，就是关税大战，人与人是在相互残害啊！

为了全人类的自由与解放，为了地球村的安宁与繁荣，作家的力量就算微薄，也应该挺膺担当；当代中国的作家及艺术家更不应缺席沉默，而应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