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作家的人格修炼

作家被斯大林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么，作家自身就应该是灵魂高洁的人。己不正，己不洁，安能“调理”“矫正”别人的灵魂哉！

纪实文学虽然注重客观反映，但也渗透着作家的人格。因此，纪实作家要有高尚的人格追求，培养独特的人格魅力。所谓“文品即人品”，缺乏高尚的人品，其作品即使再优秀，也是会被诟病、被贬斥的。

人格，究竟是什么？

西方的人格（英文personality）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语persona，最初指古希腊戏剧演员在舞台演出时所戴的面具，而后指演员本人。现代心理学沿用persona的含义，转意为“人格”。

但“人格”并不是西方一些学派认为的单纯心理范畴，而是人之为人的综合品格。人格，是人类独有的，由先天获得的遗传素质与后天禀承的内外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是以个性所体现出来的性格、气质、品德、品质、信仰、良心以及由此形成的尊严、魅力等。其优秀方面，代表了人类灵魂的本质。

因此，人格有高低、广狭、厚薄、雅俗等的差异。这一点，并不因地位、权势、学问、名誉、财产等有差别。很简单，位尊九五的许多帝王人格差极了，而贩夫走卒的人品却高许多。“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话说得有点两极化，我也不完全赞成，但历史与现实不就经常这么“魔幻”么！

那么，对于作家而言，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进行人格修炼呢？孟子说得特别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然后我加一句前提：目标不能变。

罗曼·罗兰终身追求人类正义 

一、弄得清目标

作家的社会、人生目标，一定要远大。古人讲“三不朽”，同样也有古人讲：“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孟郊因此得意写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遍长安花”，把这当成人生目标，未免太鼠目寸光了。而吴敬梓《儒林外史》中，有多少书生不就是以此为目标，或者以此做敲门砖，叩开升官发财的大门么？

确立目标也要脚踏实地。要求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之外，还去别的领域“立功”，未免苛求。岳飞可以立志“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现代社会以此要求作家艺术家就太不现实了。作家艺术家的“功业”，就是创作出满足人民精神需要的优秀作品。

 但“天下为公”的理想一定要有的。为了祖国、民族、人民以至“天下”人类而进行写作，应该成为作家艺术家的自觉追求。

法国著名作家、音乐评论家罗曼·罗兰，是一位具有远大目标的知识分子，他一直在探索“人类命运”的理想状态，但期间他的目标却出现了多次摇摆。

还在22岁时，青春苦闷期的罗曼·罗兰给列夫•托尔斯泰写了一封长信，回信居然比他的还长。托尔斯泰鼓励他为人类的崇高理想而奋斗，这成了罗曼·罗兰后来的自觉追求。面对日益颓靡黑暗的现实，他通过创作《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琪罗传》（1906）、《托尔斯泰传》（1911）、《甘地传》（1926）等纪实性的名人传记，推崇主持公平正义、以造福人类为己任的“英雄”精神。这些传记至今依然给人们以极大的精神激励。

经历残酷荒谬的“一战”之后，罗曼·罗兰一度陷入精神危机。可见，即使是明确的人生目标也会有所动摇的。于是他将目光转向新兴的苏联新政权。但访苏的日子里，又带给他更多的困惑。

起初，罗曼·罗兰对社会主义思想抱有极大的兴趣，尤其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充满期待。他希望苏联能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典范，并在早期表达了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高度敬意。然而，当他真正访问苏联（1935年）后，却发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作为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罗曼·罗兰完全无法接受苏联体制中违背人性的部分。尽管他在公开场合支持苏联政府，但私下里对斯大林时期的极权统治、个人崇拜以及知识分子受到压制的现象感到非常失望。

于是罗曼·罗兰试图调和两种看似对立的价值观：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他希望社会主义能够实现人类的解放，但他也坚持个体尊严和精神自由的重要性。罗曼·罗兰的经历和探索揭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深层次问题：如何在追求社会公正的同时，保障个体的自由与尊严。这是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都需要共同思考的。

面对全球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时局，在高尔基等的影响下，罗曼·罗兰最后坚定地站到了反法西斯阵营。他一边创作，一边积极投入反战活动。当西班牙内战正酣时，他呼吁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捍卫西班牙共和国；在法西斯德国吞并捷克之际，他发表大量声援捷克的文章；尤其可贵的是，当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时，他联合爱因斯坦等进步人士发表宣言予以强烈谴责。

只是遗憾，罗曼•罗兰没能熬到1945年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但他无愧，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

与罗曼·罗兰相似，英国的萧伯纳、奥地利的茨威格、美国的海明威，甚至德国本土的亨利希•曼兄弟等，都以笔为枪，参与到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他们都因此得到了全世界追求正义、爱好和平的人们的高度尊崇。

二、扛得住压力

压力来自外在，也源于内在。作家艺术家往往敏感，所以增强抗压能力是提升自己品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毛润之劝导老友柳亚子说：“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程度最大的压力，就是面临生死关头的抉择。孟子所言“威武不能屈”，说的就是这种境况。

日军全面侵华后，上海沦陷。梅兰芳当时就居住在上海。早在1927年梅兰芳就已成为京剧“四大名旦”之首，1932年梅兰芳从北京迁居上海，开始了在上海的长居生活。由于梅兰芳早年曾去日本演出过，受到日本观众的热烈欢迎，因此成了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日本占领当局高度关注这位享誉世界的艺术家，试图利用他的声望为侵略行径装点门面，多次邀请他登台演出。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梅兰芳不与侵略者合作的决心始终坚定不移。臭名远扬的敌伪特务机构76号，甚至还用刑具来威胁梅兰芳。

为了表明自己不再登台演出的态度，他在1941年毅然蓄须。作为一名京剧旦角演员，蓄须意味着放弃舞台生涯。因为京剧旦角需要化妆成女性形象，而留胡子显然无法继续表演。在盛年之际告别舞台，誓不为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演出。但因彻底停止了公开演出，梅兰芳家庭经济状况便陷入了困境。他宁愿变卖家产，也不愿屈服于敌人的要求。没有表演的日子，也挣不到别的什么钱，梅兰芳只有把自己以前珍藏的名人书画拿来卖，用于自己家人的生活，和接济京剧同事。后来被日伪军得知后，竟全部销毁了梅兰芳珍藏的字画。尽管如此，梅兰芳还是拒绝表演。之后又有日本人再次前来找梅兰芳，要求他前去日本表演。第二天，梅兰芳便拿起从医生朋友那里取的伤寒疫苗，给自己注射，待日本人来后，他发起了高烧，根本无法起床，便别提前去日本表演。这种宁可清贫也要守护民族尊严的精神，展现了梅兰芳高尚的品格。

为了避免日伪军的不断施压，梅兰芳后来离开上海，隐居香港。然而，随着香港也被日军占领，他再次面临威胁。即便如此，他依然坚持不为敌人演出。直到抗战胜利后，梅兰芳才剃掉胡须，重新登上舞台。

梅兰芳的这些举动不仅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敬重，也成为艺术家坚守民族气节的经典象征。

当年的司马迁，倒是并无生命之虞，甚至还可以接着做太史令。但最侮辱人格的腐刑，却让他身心都备受摧残，并时常引来“下流多谤议……戮笑”。

是否坚持写完《史记》呢？司马迁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屈辱，用了多年时间接续完成了这部鸿篇巨制。他后来在写给其友人任安的回信中回忆，依然令人悲愤难抑：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心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宏伟抱负，所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即使万死也丝毫无悔，太史公的病残之躯比起那些长得高大的武将文臣要伟岸许多！

文天祥不在乎什么威逼，更不屑于任何利诱

三、抵得住诱惑

人生所遇的诱惑何其多也！

古代呢，无非功名利禄；现代啊，简直到处是诱惑，也到处有陷阱。所以作家要把握住自己，“富贵不能淫”；岂止是“富贵”，什么诱惑勾起的欲望，都不可“淫”（此处意思为“过度”）。

民族英雄文天祥，是南宋末年的爱国宰相，也是彪炳史册的著名诗人。在国家危难之际，他毅然组织军队抗击元军入侵。不幸被俘后，面对蒙元统治者的威逼利诱，始终保持坚定的气节，拒绝投降。

即使被押解至大都（今北京）后，元朝还是多次以各种优越条件诱降。元世祖忽必烈曾亲自劝降文天祥，希望他能归顺元朝为己所用。忽必烈也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王。他劝降文天祥，固然有各种考量，但也是有一定诚意的。之前降元的留梦炎，已经做到了元朝的礼部尚书。元朝统治者为了招降文天祥，开出了比留梦炎更为优厚的条件，包括高官厚禄和显赫的地位，甚至承诺让他担任宰相级别的职务。但文天祥始终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节操，并写下了著名的《正气歌》，表达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

最终，他在1283年从容就义，以身殉国，时年47岁，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

对于作家来说，干不干是个问题；写不写，怎么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不顾民生疾苦，曲意逢迎、粉饰太平，从来都会被鄙夷。

相比宰相文天祥，郑板桥只是一个区区县令。但诱惑从来不分官阶，只看有无实权。而拥有一定实权的小县令们，有时更容易被诱惑俘虏。

郑板桥于乾隆元年（1736年），在北京参加礼部会试，中贡士；五月，于太和殿前丹墀参加殿试，中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为赐进士出身。当时他已43岁，于是作《秋葵石笋图》，并题诗曰“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可以理解。而且此后，应该前程远大。

但他做官，意在“得志则泽加于民”，因而他理政时能体恤平民和小商贩，改革弊政，并从法令上、措施上维护他们的利益。郑板桥宰潍期间，勤政廉政，富商云集，无留积，亦无冤民，深得百姓拥戴。他还力倡文事，发现人才，留下了许多佳话。

但居官十年后，郑板桥洞察了官场的种种黑暗，立功天地、休养生民的抱负渐已幻灭，富贵功名于他若浮云，归田之意与日俱增。因此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六十一岁时，以“为民请赈忤大吏”为由，挂冠而去。

如今还有多少官员，不论高低大小，可以做到这位县令的境界：“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柳青高风亮节，是“三不能”的典范

四、耐得住寂寞

在如今这个快节奏、讲时效、重实利的年代，还有多少人甘愿“坐冷板凳”？因此我特别提出这个问题来予以讨论。

前人说：“穷在闹市无人识”，贫穷与寂寞是连在一起的。一般人往往“人穷志短”，但孟子却特别要求“贫贱不能移”，像颜回这样的贤人正是这么做的。孔子都赞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当然不算作家，但历代作家中确也不乏其人。

家道中落的曹雪芹，后期就要面对这样的处境。曹雪芹生长在南京，少年时代经历了一段富贵繁华的贵族生活。但后来家渐衰败，不得已迁回北京。回京后，他曾在一所皇族学堂“右翼宗学”里当过掌管文墨的杂差，境遇潦倒，生活艰难。晚年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过着“茅椽蓬牖，瓦灶绳床”“举家食粥酒常赊”的艰难日子。即便如此，他却花费了十年时间来写作，并反复修改增删，才终于大功告成。

《红楼梦》篇首，曹雪芹有这样的一段自述：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

这段话明确说明了他的写作目的，是为了给闺阁女儿作传，让她们不至于被世人、历史所遗忘。这个“目标”听着似乎不太“崇高”，但曹雪芹其实有意无意地突破了巨大的历史局限。他以其敏锐而悲悯的目光，对女性命运给予了深刻而真挚的同情。通过细腻入微地描写贾府中众多女性的曲折坎坷、充满悲剧色彩的遭遇，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这一不合理现象的强烈批判。并由此对封建社会进行了全方位审视，对不同人性进行了深度挖掘。它宛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病和人性的善恶美丑，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座不朽的经典丰碑。

曹雪芹的一生坎坷困顿而又光辉灿烂。他兼有贵贱、荣辱、兴衰、离合、悲欢的人生阅历，又具备满族与汉族、江南与江北各种文化特色的融汇综合之奇辉异彩。他受人赏识爱护，也常遭世俗的误解诽谤、排挤不容。他发愤写就《红楼梦》后，王公贵族成粪土，雪芹光芒永流芳。

而当代作家柳青，则堪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综合典范。所以至今人们喜爱他的作品之外，对他的人品也十分崇敬。

为了写好《创业史》，柳青于1952年主动放弃城市生活，举家迁到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长达14年间，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农民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中，将自己的命运与农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态度，使他的作品具有极高的真实性和感染力。

然而，在创作过程中，柳青经历了诸多困难，包括政治风波、家庭变故、经济困境以及健康问题。

柳青创作《创业史》正值中国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尤其是“反右”运动和“文化大 革命”。由于他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描写较为理想化，同时又坚持独立思考，在某些阶段便受到了来自官方或舆论的批评。在《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有评论认为其内容过于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忽略了个体农民的利益诉求。文 革期间，柳青又被诬陷为“走 资派”，遭受批 斗和抄家，一度被迫中断写作。

作为一位深入基层的作家，柳青不仅要面对复杂的农村人际关系，还要应对来自外界的各种质疑和社会压力。有人误解他、嘲笑他、诋毁他，但他不为所动，始终坚信：只有在人民中生活，与他们朝夕相处，才能写出真正反映时代的作品。

于是柳青坚决选择在农村安家，让孩子的籍贯都入了皇甫村，彻底放弃了在西安优渥的生活条件。他的收入主要依靠稿费，但在那个特殊年代，稿费微薄；而且他还经常倾囊相助集体事业，弄得自己一家的生活十分拮据。后来个人生活又出现了变故。他的第一任妻子马葳因病早逝，这对柳青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后来，他与第二任妻子结婚，但长期生活在农村导致夫妻聚少离多，感情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长期的辛劳和精神压力，让柳青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等疾病，但仍坚持带病创作。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柳青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理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坚持呢？是什么信念让他无怨无悔呢？是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激励了他，是像王家斌这样的新型农民感染了他。他坚信文学的价值在于真实地反映时代和社会，因此几十年磨一剑，呕心沥血，精益求精，年复一年地投入其中。

《创业史》的第一部和第二部，耗费了柳青几十年的时间，直到1978年6月去世前还在改定书稿。可惜第三部和第四部未及完成，他就突然撒手西去，留下巨大遗憾。即使如此，这部“未完成的”作品，始终被公认为“经典史诗般的农村题材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被广泛研究和传颂。

柳青的坚守启示我们：真正的艺术创作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牺牲，同时也需要坚定的信念和毅力。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扎根基层、深入群众”的创作理念，值得我们深深敬佩，并在新时代发扬光大。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