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作家的文化担当

毫无疑问，作家艺术家属于文化人；甚至可以说，是最有文化的一群人。因此所有文艺工作者，对当代文化建设与发展都责无旁贷，纪实作家尤其要有这份文化担当。

韩愈等以诗文弘扬传统文化

一、传承和光大优秀的传统文化

身为中国人，在文化上，真的是地球上的幸运儿。

假如让当代埃及人或印度人去解说古埃及或古印度文化，他们一定觉得你缺心眼。至于古巴比伦文化，连后人都消融于其它民族了，也就只有其它民族学者去进行研究。

而中华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从未断流，并且在发展历程中不断海纳百川；同时，至今在神州各地的地表下面，还不知有多少文物在“沉睡”。如今还在发掘的“三星堆”，依然不断刷新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这些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其中有许多是不可再生的瑰宝。

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文学及艺术占据重要地位。莫砺锋指出：“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由于中国古代文学以生动的、具象的方式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又由于它广泛、深刻地反映着传统文化其它部分的内容（例如唐诗对唐代书画、舞蹈艺术的描绘和宋诗对禅宗思想的表述都极为成功），所以它的审美功能及认识功能历久弥新。中国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中最容易为现代人理解、接受的一种形态，是沟通现代人与传统文化的最直接的桥梁，也是世界其它文化背景中的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佳窗口。”（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212页。）莫砺锋教授言简意赅点出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和价值，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各种艺术。

其实，四大古文明中，文化及艺术都有十分重要的分量。

四大古文明是原生文明，它们均发源于河流，都属于农业文明。最古老的古埃及文化始于公元前5000年左右，其成就包括金字塔、医学、建筑学、文学和数学等。与其差不多同时期的古巴比伦文化，位于现今的伊拉克，主要成就包括农业、陶器制造、建筑、水利工程、象形文字和歌谣等。古印度文化有史可考的资料证明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度文明的成就包括佛教、瑜伽、医学、数学、天文学、文学、音乐和舞蹈等。虽然它们各自发展，但文学、建筑、音乐等都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

所有传统文化（包括其中的文艺作品），都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对其进行辨别与厘定，当然主要由专家去做，但作家也义不容辞。我们这里仅说我国。

孔夫子删改整理“诗三百”；屈原收集吸纳楚地歌谣创作《九歌》；韩愈借“古文运动”而“文起八代之衰”，都是以诗文的方式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但他们不是“照单全收”，而是根据时代的发展和自己对优秀传统的理解，对传统文化做了遴选、淘汰，最后留下符合时代潮流的精华。

但乾隆张罗的号称古代文化集大成者的《四库全书》，却毁誉参半。他不仅戴上了统治阶级的“有色眼镜”，而且那“眼镜”还因民族偏见加上了“滤镜”，所以让许多优秀的文化典籍遭到了灭顶之灾。岳飞的《满江红》，人家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清太祖都有些忌惮，这“十全武功”居然让人篡改！《四库全书》因此可以说有功也有过。

当代作家要熟练地掌握已有的传统文化精粹，并在创作中努力吸收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纪实创作方面，尤其要注意借鉴左丘明、司马迁等的史传文学传统。当然，眼界要开阔、历史站位应更高。

乾隆的文化优越感使国力式微

二、与国外文化平等交流

中华文化如此璀璨，为什么还一定要与国外文化交流？因为国外文化与我们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同时也具有我们的文化所缺少的优长。任何文化都不能封闭循环、抱残守缺，一旦那样，这种文化必然会衰亡。所以，为了中华文化的永续发展，我们都要自觉地主动与国外文化交流。

关键是要平等进行。在文化上，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两种心态：或盲目自信，或无端自卑。1840年鸦片战争后，这两种心态愈加明显，也愈加对立，到了今天还时常有所表现。

还来说乾隆。1793年英王派马嘎尼尔来中国给乾隆庆贺八十大寿，目的是为了与乾隆进行商谈，让乾隆取消对英国进出口商品的限制，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瞧那“大头症”的乾隆，居然来了一封《敕英咭利国王谕》。此“谕”《清实录》及网上都有全文，我们这里就看与文化相关的段落：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律改易服饰，天朝亦不肯强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驻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难准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至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

……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

天朝扶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该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

虽然是两百多年前发生在封建帝王身上的事，但今天许多中国人不依然有这样的傲慢吗？乾隆的所谓“底气”，就是以为国力强盛，还有“体制”“法度”“教化”“风俗”等属于文化方面的“优势”。但随着西方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几千年间即使有多次外族入侵甚至入主中原，但文化上却从未发生危机的中国人心理动摇了。一些人不仅觉得中国传统经济政治不行，连文化也落后了，于是主张“全盘西化”。这种论调流露的就是文化的自卑自弃心理。

如此分裂的心态，怎么可以平等地与外打交道？

只说文化。放眼看今日世界，文化已日益多样化，有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甚至还有殖民文化的遗留。

我们在第五讲中剖析过文化的结构，无论何种文化，都是由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器物文化这四方面构成的。上述乾隆“谕”中也有所提及。而中华文化在这四个方面都有辉煌的成果，确实也值得中国人为之骄傲和自豪。

遗存的器物文化，可谓辉煌灿烂。截止到2024年底，我国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的达47项，居世界第二。中华制度文化（如官制、兵制、科举制等）带有明显的历史印迹，所以良莠杂陈。但也有许多依然有价值的，如度量衡，如节气等。而行为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行为方式；精神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体验方式。这是文化的内核。后三项许多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上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如今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含急需保护名录和优秀实践名录）的项目已居世界第一。

十分遗憾的是：端午节、中秋节、一些传统服饰、金属活字印刷术等，都被邻国申遗成功了，非常令人气愤！这说明，对于祖传的文化遗产，决不可掉以轻心、拱手让人。

上述这些当然是古代人的创造，其实当代中国文化同样也有杰出贡献。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在桥梁文化、造船文化、高铁文化、航天文化、人工智能文化等方面，显然已经走到了世界前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各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对此我们也要有充分自信。

文化建设当然也要兼容并蓄。中华文化始终具有包容性和吸纳力。两汉魏晋、大唐宋明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改革开放新时期，都书写了文化交汇、交融的历史篇章。这些历史事实表明：中华文化一直具有强大的整合力。到了我们这一代，务必要接上历史的接力棒。

纪实作家要发挥自己的特长，努力让不同文化背景（不限于西方）的人们，了解和接受中华文化，不仅是古代的，也包括当代的。

老舍的创作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迪

三、创造刚健清新的当代文化

我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农业经济和家国一体。进入信息时代之后，这个基础显然已经崩塌，“家庭——家族——国家”之间的联系也开始松懈，因此必须主动转型。但转型不是颠覆，更不能“全盘西化”，而是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在国外文化的参照下改进。

当代文化改进与创新的核心，在于树立新的思想理念、建立新的行为规范、创造新的文化成果。前面谈到传统文化的糟粕，许多就残留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及物态之中，这就要适当引入西方文化的优长来改进。

北京充分发挥京津冀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地缘优势，自2016年起统筹推动长城文化带、运河文化带、西山文化带建设，实现历史文化遗产连片、成线整体保护，同时又以现代科技赋能文化带建设，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当代北京文化景观，为当代文化建设在传统基础上转型提升做出了有益探索。

当然，“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就算穿着西装、吃着西餐、住在西式宅院里，享用西式文明的其它成果，“中国心”却是变不了的。甚至可以说，连“中国胃”都是难以变易了的。

西方文化也同样要辩证对待。“为富不仁”“不义之师”，还有“寡廉鲜耻”等各种做派，都是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仁义廉耻”直接对立的。对此，还是有必要筑起一道“文化堤防”。

当代中国文化的底色是红色的。红色文化包含着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两个主要方面。革命文化也已成为一种传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还在发展中。“颜色革命”表层是经济、政治，而最根本的，则是文化、人心。

为此，我多次呼吁：读书人不要有文化优越感。在文化问题上，读书人并没有“专属权”。所以，我反复强调：文化建设是全民参与的事业，不能局限于某些层面、某些圈子。而读书人则要以敬畏之心、谦虚之态投身其中。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是因为在许多人看来，文化主要是读书人的事，与缺少文化的普通百姓无关。果真如此吗？仅以“礼仪”为例，许多硕士、博士、教授，也包括作家，并不比普通百姓更有文化，甚至相反，显得既无文化，也无教养，还特别容易被“洗脑”。

古礼可追溯到西周。《周礼》将“礼仪”分为五种：（1）吉礼，是祭祀之礼；（2）凶礼，主要有葬礼；（3）军礼，除了出兵典礼，也包括阅兵式和狩猎仪式；（4）宾礼，即外交礼仪；（5）嘉礼，比较杂，主要有冠礼、立储、庆生等。（参见谭家键主编：《中国文化史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后来各代虽有增减变易，但主要框架不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冲毁封建礼教之后，这些“古礼”已经不成系统，但还有许多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现实中。虽然形态可能变得“时尚”，但“内蕴”基本不变。如婚丧嫁娶、寿宴“冠礼”（成年礼）及外交礼仪等，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莫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延续着。而涉及这些“礼仪”的具体规范和操作，我相信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远不如乡间老翁“有文化”；至于许多具有文化底蕴的器物，如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茶艺、陶艺、制笔等，许多专家也远不如那些工匠“有文化”！正因为如此，读书人（包括我们作家）千万要保持对传统文化的尊崇，对同样很有文化的普通百姓的谦和。

作家当然主要以自己的作品，参与当代文化创建。老舍先生曾为此做过辛勤探索，值得我们借鉴。他在《四世同堂》《茶馆》《正红旗下》等作品中，真正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他深受传统文化熏陶，主要反映的是浓郁的京味生活，又在叙述描写中自觉带有传统文化韵味。这三方面的重要经验，应成为当代作家的自觉追求。

除了用作品说话，作家也应积极参与其它文化公益方面的活动，如文化普及、志愿服务等，尤其对青少年的文化艺术熏陶，已经越来越迫在眉睫。

茨威格探索了人类共同文化的可能性

四、推进全人类文化共同进步

这是受列宁启发提出的一个重要设想。列宁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列宁对文化建设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可谓功高至伟，却可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人类的文化，在历时态中，有原始文化、奴隶主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其中有的依然共存。

那么，在共时态中，有没有一个“全人类文化”呢？

这又让我联想到“民以食为天”。饮食品是“物质食粮”，文化艺术品是“精神食粮”，确实具有可比性。人类都得“食”才可生存、延续、发展、壮大。别说中西在这方面分裂出“中餐”“西餐”的巨大差异，就是“中餐”里也有所谓“八大菜系”；“西餐”呢？法式大餐与美式快餐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人类交往的密切，人类的“味觉”确实向趋同发展。比如发源于意大利的披萨，就已经超越了民族与文化的壁障，通行全球，受到各国消费者的喜爱。目前，随着我国影响力的扩大，“中餐”也开始风靡全球。

文化也是如此。当然，饮食文化本身也是重要的文化现象。第三节我们说：“中国胃”是难以变易的。可是我们的孩子呢？不已经在悄悄改变么。

我们要有这个胸襟和雅量，事实上也确曾出现过“全人类文化”的萌芽。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曾做过努力。在他的重要纪实文学作品《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多个篇章都围绕着关键时刻展开——这是一些人类的重要关头：拜占庭陷落时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滑铁卢兵败一分钟的拿破仑及其副将，从瑞士过境德国回俄国的封闭列车中的列宁，受斯特拉斯堡市长之邀一夜创作出战歌《马赛曲》的年轻上尉鲁热，发现太平洋的西班牙探险家巴尔沃亚，到达南极点的英国上校斯科特……等等。他们的成败不仅决定了他们的个人命运，而且决定了整个文明的趋势。然而，这些关键瞬间并不是偶然因素促成的，也不是某个重要人物的自主选择，而是由无数细微的人共同选择的结果。而形成的结果，却牵涉到全人类的命运以及发展走向。

茨威格夫妇1942年在巴西以死抗议法西斯暴行。到2025年，我们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场涉及全人类的斗争中，中国抗战得到了全世界各国的正义支持；而中国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牺牲。要说的是，中国政府和人民，除了坚持十四年艰苦抗战外，还从不少方面帮助了盟军。中国远征军威名远扬，中国文艺家冼星海、郁达夫及萧乾等，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也要加以重视和传扬。

如今，面对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求同存异。在人类共同命运和共同价值观的指引下，在保持各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前提下，努力创造全人类的共同文化。

苏联著名作家邦达列夫的《岸》（1975），依然值得我们深思。邦达列夫写道：“我写出了突破传统冲突框架、涉猎地球广阔场景的长篇小说，这是因为今天整个地球已成为当代生活的基本症结——它是历史中的人类和人类的历史；大地和人，人及其使之变成人的存在的态度；战争、死亡威胁、流血和希望，公道和残酷；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每一个人的社会良心的道义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运动，争取自由和个性形成过程，个性本身作为大地上最珍贵的现象的思想；人类的命运等问题的发展路线的连接和交织的场所”。《岸》就是这样一部描写战争、政治、公道、个性、意识形态、两种文明等方面的、多层次的优秀作品。作者试图通过这部内蕴丰富的小说，从哲理高度综合探索上述问题。

那么，我国当代的作家艺术家应何为呢？此前有过这么多光辉榜样，到了我们这一代，务必不能缺失，不能萎缩，而应尽可能有所超越。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