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前使用的旧木箱   刘正辉  供

 

我的“黑倌”父亲

○   刘正辉

一

父亲离世后，去整理父亲生前的房间杂物，打开墙角一布满尘灰的旧木箱，几本厚厚的笔记本深藏其中，纸张泛黄卷边，摊开来看，上面没有几个端正文字，大多是如同作画样的符号。再细看，都是些只有父亲才懂的特殊标记。笔记本下面，压着一张早已褪色的“先进工人代表证”，旁边静卧着一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合影——照片里的父亲，站在一群人中，黝黑的脸庞上满是笑意。

父亲肤色黑，只读过两年书，识字甚少，常说“书里头的字，认得我，我认不全它们”。熟悉或不熟悉的人都叫他“黑倌”。在大炼钢铁轰轰烈烈的岁月里，父亲硬是在钢铁厂那喧嚣与炽热中站稳了脚跟。凭着对炉火颜色、铁水声响的敏锐直觉，渐渐成了厂里不可或缺的“土专家”。时任厂长的张运卓是位懂技术的知识分子，戴着厚厚的眼镜，看人时总带着审视的穿透力。起初，他踱步经过父亲操作的炉口，目光透过镜片扫过父亲汗水淋漓的脸庞，大概也如旁人般暗忖：“这黑脸汉子，识得几个字呢？”那目光里，混杂着对一脸黝黑的父亲的不少疑虑。

一次炉温异常，铁水颜色暗淡，总达不到沸点。工程师们围在炉前，翻着书本，查着数据，眉头紧锁，争论不休。父亲默默蹲在炉口，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涌动的铁水，伸出粗糙的手掌，试探着感受炉口喷薄的热浪距离，又侧耳凝神，捕捉着铁水细微的咕嘟声。半晌，站起身，走到眉头紧锁的厂长身边，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张厂长，这炉钢，得加半车白云石，火候……像煮粥，水开了才下米。”父亲用最朴素的比喻，说出了书本上不会记载的经验。张运卓厂长镜片后的目光亮了一下，审视变成了惊异，随即果断下令实施。后来铁水果然按质达到指标，颜色也如父亲所预言般转为耀眼夺目的金黄。张厂长激动地拍着父亲的肩膀，那力道带着由衷的夸奖：“好一个‘土专家’！字认得不多，可这炉子里的学问，你比谁都通！”从此，“土专家”这个名号，便在热熏火燎的车间里响亮地传开了。

凭着这身炉火中淬炼出的真本事，父亲胸前佩戴着大红花，连续几年当选省先进工人代表，还有过一次去北京接受中央领导接见的殊荣。那次穿着那套压得平平整整、却仍掩不住浆洗得发白痕迹的工装，挤在人群中，仰望天安门城楼上那高大身影挥手致意，镁光灯闪得眼睛发花，心口咚咚直跳。父亲后来回忆：“那光，比炼铁炉口的火还亮，还烫脸。”

只要钢铁厂放假，回到了田南老家那个两省交界的偏远山村，村里的大事小情，便总能看到父亲粗黑的身影穿梭其中。帮东家修整坍塌的田埂，替西家垒建房子的地基；谁家起了新房架梁，父亲必定挽起袖子，扛着最粗的木头；邻里间因鸡毛蒜皮红了脸，都会请父亲去评理。农忙时节，从打禾莳田到引水灌苗，处处有父亲，那黝黑的面孔在阳光下泛着汗水的亮光，大步流星地走过来赶过去。

有一年夏天，接连下了几天几夜的大雨，村口那座简陋的木桥被暴涨的河水冲得摇摇欲坠。那是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路。正好在家的父亲，二话不说，披上蓑衣，扛起家里备用的木料和绳索就冲进瓢泼大雨里。站在齐腰深的激流中，水流凶狠地席卷着。父亲奋力将粗大的木桩夯进河床，再艰难地用肩膀顶住摇晃的桥板。浑浊的浪头不断劈头盖脸打来，他一次次抹去脸上的泥水，黝黑的手臂上青筋暴起，如同盘踞的老树根。风雨声、呼喊声、桥板的吱呀声混作一团。忙了两三个小时，雨势稍歇，最后一块桥板被父亲用肩膀死死抵住、钉牢，一座临时加固的木桥，又重新连接起两岸。父亲被人七手八脚拉上岸时，浑身泥水，身上皮肤被水泡得起了皱褶，脚踝被水中的杂物划开一道长长的口子，渗出的血丝混着泥水往下淌。累得几乎说不出话，只是咧开嘴，露出被雨水冲刷得异常洁白的牙齿，无声地笑着。不知是谁在人群里喊了一句：“多亏了咱‘黑官’啊！”乡亲们特意把“黑倌”说成“黑官”，这个发自内心敬意和认可的称呼，在乡亲们朴素的认知里，能扛事、肯担当、护佑一方的人，便是他们心中真正的“官”。

旧木箱最底处，静静地还躺着一张小小的纸条，纸色已然泛黄，脆薄得仿佛一触即碎。纸条上的字迹笨拙扭曲，几不成形，那是父亲的手迹，是用全部生命去书写的最朴实的箴言：“做人就要给大伙扛事。”

窗外，天边燃烧着异常壮丽的晚霞。那霞光赤红，泼洒在远处起伏的山峦和沉寂的田野上，竟极像当年熔炉里翻滚奔流、灼热耀眼的钢水。父亲黝黑的面容又浮现在这片辉煌的光焰里，虽然一生不曾识得许多字，却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在炉火与泥土之间，在工友和乡亲们的心口上，一笔一划，刻下了一个真正属于劳动者的、带着体温的“官”字——这比任何碑铭都更深刻，比任何霞光都更灿然。

二

父亲当“土专家”受表彰的年代，日子是光荣而快乐的，可后来那场波及一切的风暴岁月里，许多东西都模糊了界限，父亲只觉得眼花缭乱，心头沉重。厂里一停工搞运动，父亲就请假。回到家里，对母亲说：“咱就是个干活出力的，管他东风西风，炉子里的火候不能偏，庄稼地里的苗不能荒。别的……咱不懂，也掺和不明白。”是个少有的“逍遥派”。

然而，“逍遥”只是父亲的一厢情愿。“黑官”的名声，那在十里八乡响当当的豪爽、义气和能扛事的名头。夏日黄昏，残阳如血，将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带着一种不祥的凄凉。老伍叔慌慌张张地进了父亲的宿舍，脸色煞白，气都喘不匀：“老刘！不好了！县里的范书记，让人揪起来了，那场面和架势……后给关到南门广场旁边那间废弃房里了！”父亲闻言，眉头拧成一个死结，那张黝黑的脸上，肌肉绷得紧紧的，如被骤然投入冷水的热铁。范书记是个正派人，在钢铁厂蹲点时常来炼铁车间，说话没架子，还曾握着父亲那双满是老茧的手说：“老刘同志，你这样的‘土专家’，是国家建设的宝贝啊！”

父亲没言语，转身进屋，很快又出来，手里多了一件雨衣，闷头就往南门走，脚步快得像生了风，结实的黑色背影瞬间融入了沉沉的暮色里。

大雨欲来，广场边上那间废弃已久、摇摇欲坠的破房子孤零零地立着，门窗早已朽烂，但用粗木板临时钉得严严的，屋顶塌陷了一大块，露出雨蚀风化的椽子骨架。父亲绕着屋子转了一圈，找到一处木板有些松动歪斜的地方，双手抠住边缘，黝黑的手臂上青筋根根暴起，闷哼一声，全身的力气瞬间爆发，木板咔嚓一声，被硬生生地掰开了一道能让人侧身钻过的缝隙。

“范书记？”父亲压低嗓子，急切地朝里面唤了一声。

“谁……谁啊？”里面传来一阵痛苦的咳嗽声。

“是我，刘黑子。”父亲边说边快速钻了进去。

“老刘？你怎么……快走！别管我！会连累你……”

借着门外透进来的闪电微光，父亲看到范书记蜷缩在堆满碎瓦烂砖的潮湿角落里，身上的衣服被撕扯得不成样子，脸上、手臂上有很多擦伤的淤痕。  

“不说这些！”父亲语气斩钉截铁，带着钢铁厂里处理紧急炉况时的果决。“这屋子要塌！快跟我走！”父亲不由分说，弯下腰，伸出那双曾无数次扛起钢钎、抡起铁锤的双手，将虚脱的范书记用力搀扶起来。范书记的身体沉重而僵硬，无法迈步。父亲一咬牙，双臂猛地一用力，竟将比自己还高半个头的范书记背了起来，并钻出了废弃房！就在两人刚刚挤出破屋的瞬间，一道惨白的闪电撕裂浓黑的夜幕，紧接着撼天动地的炸雷在头顶爆开，炸得大地都在震颤。与此同时，带着土腥味和颤人气息的狂风，裹挟着豆大的雨点，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

父亲背着范书记，在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就在刚刚转过一个山脚，将南门广场彻底抛在滂沱的雨幕中时，身后猛然传来一阵轰隆隆的沉闷声响，借着又一次划破天际的闪电，骇然看见——刚才囚禁范书记的那间破旧房，已然蹦蹋不见了，只剩几根粗大的房梁狰狞地斜插在雨幕里，像一个个惊悚的惊叹号！

几天后，风停雨歇。那间破屋的废墟成了人们唏嘘议论的焦点。对于范书记的下落，各种猜测的都有。而范书记的妻子，一个温婉瘦弱的女人，经历了最初的绝望和四处奔走打听后，知晓了那个雨夜的真相，憔悴的脸上才有了血色，声音哽咽却透着劫后余生的笃定：“吉人自有天相！好人……好人必得好报啊！”父亲依旧沉默地在厂里上班，黝黑的面庞在阳光下平静如常，那惊心动魄的一夜就如从未发生。

时光无声地流淌。不久后，范书记被“结合”进了新的班子，再后来调到地区，当上了行署专员。1982年，范专员在一次来县里检查工作时，还特意抽时间来探望父亲。范书记推开车门走了下来，鬓角已染白霜。交谈中，范书记关切地询问工作和家常。当看到父亲靠一个人的工资却要供四个小孩读书时，主动提出让个小孩给他来带，以减轻父亲的负担。父亲没有同意，只说困难是暂时的，等孩子读出书了就会好起来。

三

1985年的夏天，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焦灼的、令人喘不过气的燥热。大哥高考的成绩下来了，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全家坐立不安——离录取分数线就差三分！大哥把自己关在房里，吃饭也不出来。母亲坐在灶膛前的小板凳上，对着明明灭灭的柴火，不住地撩起衣角擦眼睛。父亲连着几晚站在门口的红枣树旁，夜色映着他紧锁的眉头和沉默如山的身影。

“爸……”大哥终于从屋里出来，声音干涩沙哑，手里提着个旧帆布包，“我还是去广州找活儿打工吧，听说那边厂子在招人。”

父亲抬起头，那双被生活磨砺得有些浑浊的眼睛，此刻却像淬过火的钢钉，直直地钉在大哥身上，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收拾啥？在家好好复习，准备明年再考！”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东边天际刚泛起一丝鱼肚白，父亲已经穿戴整齐，还是那身桨洗干净、打着补丁的工装，只对灶房里准备弄早饭的母亲低声说了句：“我出去一趟，看个老熟人。”他空着双手，什么都没拿，便推开吱呀作响的门，很快融入了灰蒙蒙的晨雾里，就如当年奔向那摇摇欲坠的木桥。

父亲没有直奔汽运站坐班车，而是到城郊那条通往地区的砂石公路边，蹲在一棵歪脖子老松树下，目光专注地盯着路中间，准备招呼一辆愿意拉他的“顺风车”，带他过去。

日头渐渐毒辣起来，汗水顺着颈脖往下流，浸湿了领口。终于等到一辆装满麻袋、喷着黑烟的解放牌杂货车吭哧吭哧地驶来。当风尘仆仆沾满灰尘的父亲身影，出现在地区行署那栋气派的红色大楼前，听着父亲报出名字，说有急事要找专员时，门警审视般打量着他的身着，以为是农村来的上访人员。在狐疑地拿起电话通报后，瞬间变得和气，急忙打开了侧门。

在专员秘书的引领下，来到走廊尽头的一间办公室，秘书轻轻推开门，专员正伏案批阅文件，听到通报后才抬起头。岁月同样在专员脸上刻下了痕迹，但眼神锐利，透着久居上位的沉稳气度。当看清门口那个黝黑的身影时，几乎是腾的一下站了起来，绕过宽大的办公桌，几步就跨到了父亲面前，双手紧紧抓住了父亲那双粗糙的手。

“老刘！”专员的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喉结滚动着，“你终于肯登我的门了！”目光跟探照灯样，在父亲沟壑纵横的脸上细细搜寻，确认这就是当年那个在狂风暴雨和死亡废墟中将他背出的“黑倌”。

“老刘，近来工作和家人都好吗？”专员和蔼可亲地询问着。当他了解到父亲的大儿子高考差三分，娃想出去打工，而父亲心里不好受的情况后，心情也无比沉重起来。“我想让娃……多念点书……”父亲告知范专员，让娃还是复习来年再考的想法。父亲干裂的嘴唇翕动了几下，来前有一肚子想说的话，却都没说出来。

因专员公务繁忙，父亲只是短暂的拜见。范专员热情地留他吃饭，父亲也婉言谢绝了，说：“装货的车还在外面路口等着，说好了要赶回去，晚了就搭不上了。”临出办公室门时，专员的爱人悄然站在了门口，手里紧攥着一个油纸包，往父亲怀里塞。父亲推辞着，黝黑的脸涨得通红。专员在一旁沉声道：“老刘，这是你嫂子的一片心意！拿着吧，里边是饼干点心，路上垫肚子！”

夕阳的金辉泼洒在起伏的山峦和田野上，晚风带着一丝凉意。还是那辆装满货物的旧卡车，颠簸着行驶在黄昏的归途上。父亲蜷缩在车斗的角落里，从怀里掏出专员送的那包油纸包，拆开来，里面烤得金黄的饼干散发着诱人的甜香。父亲拿起一块，粗糙的手指轻轻摩挲着，黝黑的脸上露出着一股复杂的表情，终是舍不得吃，只是静静地看着。

半个月后，父亲从单位休假回家，刚进家门，大哥首先就冲了过来。“爸！爸！学校来通知了，说考虑到我们贫困县的发展需要，国家有政策，特别照顾，分数线降了三分，我被录取了！”大哥的脸上写满着喜悦，声音因为激动而变调，薄薄的通知书在大哥高举着的手中挥舞。

父亲脚步顿了一下，脸上肌肉微微抽动，目光落在大哥熠熠生辉的脸上，什么也没说，只是伸出粗糙的手，在大哥的肩膀上用力按了按，力道沉甸甸的。然后，父亲绕过欢呼的家人和围拢过来的邻居，径直走进了堂屋，打开灯光，父亲掀开了那只放置在墙角的旧木箱盖子。

箱子里，一切都如旧。油纸包饼干也还在，压在那些“做人就要给大伙扛事”小纸片、那枚已褪色的合影相片和泛黄的笔记本上。微弱的灯光下，油纸包静静地躺在那里，它包裹着的，不仅是几块香甜的饼干，而是这个黑汉子一生中难以启齿的低头，一份沉甸甸的、带着时代烙印与泥土味的“恩情”，以及父亲在尊严与爱之间，那道看不见的深深牵挂。

父亲走出堂屋，拿起靠在墙角的锄头，扛在肩上，一步一步，稳稳地朝着田地里走去，黝黑的脸上显出了不常有的得意，扛着锄头的肩背也挺直了几分。

四

阳光透过蒙尘的窗棂，斜斜地照在冰冷的地面上，光柱里飞舞着细小的尘埃。箱子里整整齐齐码放着的几本厚厚的手工装订的笔记本册子，每一本的封面都是用厚实的牛皮纸糊就，封面没有任何文字，内页密密麻麻，爬满了父亲那特有的涂鸦般的“符号”，线条生硬笨拙，转折处带着吃力的顿挫。有些是简单的圈圈点点，有些是扭曲的、难以名状的图形，还有更多是极其潦草、几不成形的笔画组合，勉强能看出是在模仿方块字的结构，却又似是而非，如同被雨水冲刷过的模糊足迹。这些“字迹”铺满了每一页，排布得却意外地整齐，透着近乎虔诚的专注。这正是父亲独创的、只属于他自己的文字世界，上面记载着他炼钢的“火候秘笈”、架设杆线的路由走向，甚至调解纠纷时各方的“理”与“亏”。

翻到一本册子的中间部分时，手指猛地顿住。眼前的这一页，那些歪扭的“符号”排列得格外用心，甚至透着一丝罕见的、小心翼翼的“工整”。在页面下方，紧贴着页脚的地方，赫然出现了几行用纯蓝墨水写成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字！那字迹笨拙，笔画颤抖，却一笔一划，写得极其用力：

如果你是一条小鱼，

我愿是一条小溪，

让你快乐地游走。

没有题目，没有署名，没有日期，只有这短短的三行，静静地嵌在满纸的“天书”之中。那纯蓝的墨水已经有些洇开、褪色，却带着一种穿透岁月，直抵人心的力量。手指颤抖着抚过那几行字，指尖触碰到父亲握笔时指尖的粗粝和用力，眼眶瞬间被滚烫的液体充满。

母亲缠绵病榻很长一段时间了，躺在里屋那张老旧的雕花木床上，气息微弱得像风中残烛。清醒时，浑浊的眼睛总是越过低矮的窗棂，望着外面那棵光秃秃的枣树，眼神空茫。父亲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

那个清冷的下午，阳光苍白无力地斜照进屋里，母亲的精神似乎好了一些，枯瘦的手从厚厚的棉被里伸出来，艰难地轻轻碰了碰父亲搁在床沿的手，嘴唇翕动着，微弱的叹息中透着万般的不舍，还有那深情的牵挂：“老头子，我走了，你找个做伴的，别一个人，苦了自己。”

父亲猛地抬起头，那张刻着岁月和愁苦的黝黑脸庞抽搐了一下，紧紧反握住母亲那只冰凉的手，握得那么用力，指节都泛了白。嘴唇哆嗦着，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响声，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眼睛死死盯着母亲凹陷的脸颊：那时多好看，饱满红润，如同秋日的苹果，十里八村的人见了谁不夸！过了许久，久到窗外的光影都移动了位置，父亲才从喉咙深处挤出一个破碎的音节，带着铁锈般的嘶哑：“不！”。那一声“不”，用尽了力气，带着几分悲壮。母亲看着父亲，深陷的眼窝里，那极其微弱的光亮闪了一下，随即又黯淡下去，化作了更深的疲惫和一种难以言喻的的哀伤。母亲不再说话，只是缓缓地、极其轻微地点了一下头，然后闭上了眼睛，一滴清澈的泪，从深陷的眼角悄然滑落，无声地洇入灰白的鬓发里。

母亲去世后，有些热心肠的老婶子们，自发地给父亲张罗起女人来。说这里或那里有个离异或寡居的女人，讲她们的性情如何温顺，相貌如何端庄，手脚如何勤快。父亲总是沉默地听着，等对方说完，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灰尘，丢下一句“费心了”，便起身走开，那倔强的黑色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很长，带着无声的、磐石般的抗拒。

日子就在这近乎凝固的沉默中流淌。屋外，风吹过院子里的枣树，新叶沙沙作响，恍惚间，记得父亲蹲在枣树下，黝黑粗糙的手指抚过粗糙的树皮，浑浊的眼睛望着树梢，穿透了时光，望向某个遥远的所在。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在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父亲嘴角微微牵动着，想说什么，却终究归于喃喃自语，时光一切归于静寂。那静寂里，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正无声地流过岁月的河床；溪水里，一条小小的银鱼，摆动着尾巴，自由自在地游弋着，向着远方明亮的光，快乐地游走。

父亲是在极度思念母亲的状态下，从默默无语到自言自语，然后胡言乱语，渐至进入了“魔症”。那年大年三十，父亲走了。按家乡的风俗，吃过中午饭就算过了年。父亲安静地走了，走的时候天正下着毛絮般的白雪。老一辈的人说那是祥瑞，是极大的福气。送葬那天，村路两旁站满了人，黑压压一片。白发苍苍的老者、壮年的汉子、抱着孩子的妇人，都默默跟随着棺木。人群里能听到低低的啜泣，夹杂着送行语：“‘黑官’……走好啊。”“黑官”，这个由泥土与汗水淬炼出的名字，在秋风中低回，成了父亲一生最庄重的加冕。

黄土一锹锹落下，覆盖了棺木，当最后一锹土拍实，垒起一个椭圆的土丘时，众人默默地陆续散去。山风呜咽着穿过枝桠，卷起几片枯黄的落叶，打着旋儿，飘落在坟头。父亲枕着这熟悉的枯黄，静静地躺进了离母亲不远的黄土包。

树上的乌鸦扑哧一声张翅飞走了，树影在夕阳下越来越长。

（刘正辉，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作品入选《人民日报》《作家网》《现代青年》等媒体，出版诗集《追光拾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