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正辉 

一

小时候，最喜欢坐在门槛上，痴望着村口，期盼在邮电局上班的父亲回家。每次回家父亲邮包里都会捎带着几本卷角的杂志或几张散发着油墨味道的报纸，被我爱惜地藏在枕头下，每晚睡前总忍不住翻看几遍，那些铅印文字如同静谧的星光，悄悄走进孩子朦胧的梦境里。

看的书多了，写的东西竟也渐渐有了些“文化气息”。小学老师常把我写的作文在课堂上朗读，坐在座位上，听着老师抑扬顿挫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同学们的目光纷纷落在我身上，心跳也随着老师的声音而起伏着，欢喜与羞涩在胸中交织成温热的潮涌。

然而年幼的心中毕竟还住着一只贪玩的小野猫。读四五年级时，时常与小伙伴们钻入田埂水沟，泥鳅在指缝间滑溜扭动，鲫鱼银亮的脊背在浑水中若隐若现。追逐着水中的游影，浑然不觉时间流逝，常常迟到了才慌忙向教室奔去。每每此时，我们便猫着腰，蹑手蹑脚地贴着教室后墙溜进去。

说来也奇，杨老师那对锐利如炬的眼睛，总能逮住与我一同溜进来的伙伴们，被罚站到教室后面，面红耳赤。而我却屡屡安然返回座位，像披上了一件无形的隐身衣，悄然避开她目光的审视。这神秘莫测的庇护，令我的胆子愈发膨胀起来。直到某一天，杨老师突然在课堂上宣布，我那篇《小河里的春天》在全县作文比赛中拔得头筹。台下掌声如潮水般涌来，我站在众人目光的焦点里，只觉得脸颊发烫，沐浴在突如其来的暖阳之中，内心却悄然生出一丝莫名的不安。

下课放学，杨老师叫我去她家坐坐。她的家就在校园一隅的家属房，窗台上还晾晒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衣物。杨老师拿出一个印着玉兰花的搪瓷盘，里面盛着几块奶油饼干，递到面前。

“吃吧。”杨老师的声音柔和如暖风，“你是有灵气的孩子，文字里有别人没有的光亮。”

捏起一块饼干，奶油在舌尖缓缓融化，甜味弥漫开来的同时，我内心却依旧被疑虑缠绕着——杨老师是否知晓我那些迟到的秘密？饼干屑沾在嘴角，甜味在口中弥漫开来，却不知怎地，甜中带着一点不易察觉的涩意，悄然在舌尖蔓延。

杨老师静静凝视着我，说道：“我知道你常和伙伴们去河沟里玩。”声音温和，却如投石入水，骤然激起我心中涟漪，“你每次溜进来，我都看见了。”

握着饼干的手猛地一顿，碎屑簌簌落在裤子上——如同透明如水的薄纱，在老师的目光下无所遁形。

“可是老师……”我声音微弱，几乎被心跳淹没，“您为什么？”

老师伸出手，轻轻拂去我裤腿上沾的饼干屑，指尖带着粉笔灰的暖意，动作却轻柔如抚平一页被风吹皱的纸。

“你呀，太敏感，自尊心又强，像只小刺猬。”她微微笑着，“我要是当众点破，你怕是要缩成一团，再不肯探出头来了。”

我僵在原地，喉咙哽咽，终于明白那件自以为是的“隐身衣”，却是老师无声的温柔和悉心的维护密密织就的。所谓的“隐身”，不过是在老师慈爱目光的默许下悄然穿行罢了。

杨老师又取出一本作文簿，翻开其中一页，竟是我那篇得奖作文的原稿。纸页边沿，布满了老师细密如绣的红色批注。其中一行字赫然醒目：“躲进文字的孩子，终将被文字找到。”

“你的天赋像河沟里的泥鳅，滑溜得很，但也藏不住。”她指着那行红字，声音温和却极有力量，“若只贪恋河沟里的水花，却错失了真正奔涌的江河，该多可惜啊。”

我垂下头，看着老师那行殷红的批语，如一把锋利的小刻刀，在心上缓慢而清晰地刻下了痕迹。早已洞悉一切的老师只是选择用一种沉默而稳重的方式，护住一颗稚嫩易碎的自尊心。

那天离开杨老师家，夕阳熔金，倾洒在校舍的红砖墙上。我攥紧作文本，纸张在掌心微凉，那件无形的“隐身衣”并未消失，却由虚妄的遮蔽，化作了一道真实的光晕，裹住了我——它不再是藏匿的借口，而变成了某种更坚韧的东西，一种无声的期许，护佑着我不再迷途于水沟的泥泞里。

此后，河沟里的泥鳅仍在脑海深处游曳，只是我更多时候端坐在书桌前。那作文本上老师的红字批语，也成为心中不灭的航标灯——它照亮的，不仅是少年时代那条蜿蜒的归途，更是此后漫长岁月里，每一次提笔时灵魂深处那声温柔的叩问。

 

二

窗外的雨敲打着瓦片，滴滴答答。教室里粉笔灰在午后的光柱里浮沉，邻座的贺小凡忽然凑到身边说：“我叔公从台湾回来了，他是台湾《现代青年》杂志的主编。”

那个下午，我将誊写在作文纸上的几篇习作塞给贺小凡，稿纸边缘被汗渍晕染开来，像少年心事在纸上无声蔓延。贺小凡接过稿纸，咧嘴一笑：“成不成，看造化喽。”这轻飘飘的一句话——那是文字投出的第一道微光，怯生生地，投向海峡对岸那片模糊的文学版图。

日子在习题与油墨试卷间流淌，如同旧屋檐下单调的雨滴。那几页稿纸载着少年的心思飘向远方，在记忆里渐渐沉入水底。一个薄雾弥漫的清晨，传达室老伯在窗外扬着头叫喊：“你的信。”牛皮纸信封上的字迹沉稳而舒展，带着一种陌生的友好气息。拆开信封，一本硬挺的杂志出现面前，封面《现代青年》四个遒劲的繁体字撞入眼帘。铅印的墨香扑鼻而来，目录页上，赫然印着我的名字，在竖排繁体的丛林里，显得孤独又倔强，莽撞地出现在海峡对岸的文学疆域。翻到内页，那篇《父与母》安静地躺在那里，一行行熟悉的句子，在整齐的排印里竟生出别样的份量。

书中夹有一张浅绿色的汇款单，左上角赫然印着“稿酬”二字，金额一栏清楚地写着：壹佰贰拾柒元整。127元——在九十年代的学生眼里，几乎是巨款。薄薄的纸片攥紧在手，生怕它飞了。还有一封折叠的信，展开信笺，竟是冯骥才先生所写。“见信好。读罢《父与母》，情真意挚，笔触间泥土气与烟火气并存，尤为可贵……”冯先生的字迹力透纸背，带着北方初雪般的清冽气息。信中谈乡土，谈血脉里流淌的沉默与坚韧，竟与我那篇稚嫩习作里的父亲身影奇妙地重叠起来。信末写道：“文字是渡船，载人渡己。愿你不负此舟，在更阔大的水域里航行。” 反复摩挲着那几页信纸，窗外初冬的寒气被隔绝了，血液在血管里奔涌，发出只有自己能听见的轰鸣。那几天，整个人如同被注入了奇异的燃料，在课堂上，在饭桌前，甚至在通往宿舍的小路上，胸腔里都燃烧着一股不灭的火——血液里奔涌着滚烫的铅字，宣告着一个懵懂少年猝然叩响文学圣殿之门。

那本《现代青年》被放在枕下，纸页渐渐被体温熨帖出温润的弧度。无数个夜晚，借着窗外清冷的月光，指尖感受着油墨微微的凸起，成了某种隐秘的图腾，标记着一条看不见的、从这闭塞小城悄然延伸出去的路径。冯骥才先生信笺上那句“文字是渡船”的箴言，更是在无数个晨昏，于心底无声回荡，成为暗夜行路时的星辰。

渐渐地，蜕变在发生。再提笔时，笔下的文字不再仅仅是模仿范文的习作，不再是生硬的词语堆砌，而是有了泥土的芳香、灶火的暖意，还有父母沉默背影里深藏的千言万语。每一次落笔，都像是一次武装泅渡，试图抵达那信中所言的“更阔大的水域”。抚摸着信封，感受到一种无形却坚实的力量托举，让我在文字的河流中不再漂荡无依。

岁月的犁铧，在生活的土地上缓缓碾过深痕。那本跨越海峡而来的杂志，连同冯骥才先生墨迹温润的信笺，终究在多次搬家中遗落到时间的尘埃里。多年后，一次和老者畅谈，谈起这件事，饱经人间百态的老者，眉宇间是阅尽千帆的澄澈与坦然，眼中漾开温和的笑意：“这样的信，他大概写过不少。”

刹那间，我释然了。那封被我视若神谕、珍藏经年的信，于先生而言，或许只是万千鼓励信件中平常的一封，恰如春日里随手播撒的一粒种子，从不曾刻意记住它落向何方。未料这粒无意飘落的种子，却在一个贫瘠的少年心田里，顶开了沉重的冻土，倔强地向着文学的苍穹伸出第一片嫩芽。

  

三

小碧岭的后山坡，有一片马尾松林。我和刘伟见盘腿坐在厚厚的松针上，风过处，松涛低语，发出清新的芬芳。一包咸花生米摊在中间，焦香混着松脂的气息，在暮色里格外诱人。“白兰地——”我拧开瓶盖，一股浓烈、陌生的醇香猛地冲入鼻腔，“喝不喝？”“喝。”他咧嘴一笑，露出少年人特有的那种不管不顾的意气。辛辣的液体滑入喉咙，像吞下了一小团滚烫的火苗，灼烧感一路蔓延到胃里。几口下去，松林的轮廓在眼前微微摇晃，血液却如同解冻的春水，在四肢百骸里加速奔涌。花生壳被我们随意扔在脚边，发出细碎的噼啪声。话题不知怎的，就聊到了那些在抽屉里积压已久、蠢蠢欲动的文字。刘伟见的眼睛在渐浓的暮色里亮得惊人：“你看，县里几个中学，谁有像样的文学刊物？我们那些东西，难道只配在作文本里发霉？”

他用力拍了一下地面，震得几颗花生米跳了起来：“干吧！自己办一份！名字我都想好了——”他顿了顿，目光投向远处山峦与天空相接处，一大片被夕阳染成奇异金边的云朵正缓缓流动。“就叫它‘绿云’！生机勃勃，又带着点不可捉摸的飘逸劲儿，如何？”

“‘绿云’……”我低声重复着，舌尖仿佛尝到了初生草叶的清涩，又似触碰到了某种轻盈而自由的质地。那团燃烧在胸口的火焰，瞬间被这个名字注入了具象的魂魄。“好！就叫‘绿云’！”我抓起酒瓶，仰头灌了一大口，灼热感直冲头顶。松涛声更响了，整片松林都在为我们这个近乎狂妄的决定而呼啸。

几天后，怀揣着秘密决定的我们悄然进了刘秋华老师那间弥漫着书卷气的办公室兼宿舍。房间窗台上几盆吊兰的绿藤垂下来，在书堆上投下柔和的影子。刘老师正伏案批改作文，听见动静抬起头，金丝眼镜后的目光沉静如深潭。

“哦，文学社？《绿云》？”刘老师放下红笔，身体微微后仰，靠在那张旧藤椅上，发出轻微的吱呀声。手指无意识地捻着桌上散落的几粒粉笔头，发出细微的沙沙声。他沉吟着，那沉默的分量几乎让我们手心冒汗。终于，他嘴角牵起一丝几不可察的笑意，点了点头，只说了句：“文学，说到底，就是人学。用心去感受人，感受生活，比什么都强。”这朴素的话语，像一束光，瞬间穿透了我们年少轻狂的迷雾。

有了刘老师这简短的默许，《绿云》便如同被春风催发的种子，在逼仄的校园角落里破土而出。最艰难的是纸张，伟见连夜找到曾伯儒校长，一番声情并茂的“表演”后，拿到了校长特批500张纸用于印刷刊物的亲笔手条。其次是刻印，蜡纸铺在钢板上，铁笔握在手中，每一次刻划都需屏住呼吸，力道稍有不均，便会划破那薄如蝉翼的纸膜。蜡纸下垫着粗糙的钢板，笔尖划过，发出单调而枯燥的“沙沙”声，在寂静的夜晚格外清晰。手臂酸痛得抬不起来时，抬头望向窗外，唯有教学楼顶那盏昏黄的路灯，默默地陪伴着这近乎苦役的劳作。

刘秋华老师的身影，时常会出现在这间弥漫着油墨异香的小小“作坊”里，不声不响地拿起我们刻好的蜡纸，对着灯光细细查看，很少长篇大论，更不会轻易否定。他随身带着一支削得尖细的红色铅笔，有时在某个生硬的句子旁轻轻画一道细线，有时在某个显得虚浮的形容词上点一个极小的点。那红铅笔留下的痕迹，清淡得几乎不留痕迹，却像无声的警钟，敲打着我们浮躁的心。“这里，‘心潮澎湃’……”他指着稿子，声音不高，“换成‘心猛地沉了一下’，是不是更真实？更贴切？”他总是努力地把我们那些飘在半空的、自以为华丽的词藻，稳稳地拉回到生活坚实的土壤上。他教我们倾听清晨食堂饭盆磕碰的叮当声，留意扫帚划过操场落叶时那干涩的节奏，感受同桌女生低头演算时鬓角滑落的一缕发丝……。他常提醒：“人学，就在这些烟火气里，在骨头缝里。”

《绿云》创刊号诞生的那个清晨，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油印机沉重的滚筒终于推过最后一张白纸。我们捧着那叠还带着体温和浓烈油墨味的册子，纸张边缘微微卷起，散发出一种混合着蜡、油墨和少年汗水的独特气味。封面是我们手绘的，一片氤氲流动的绿色云朵，笨拙，却充满青春的活力。分发时，手指拂过粗糙的纸面，能清晰地感觉到油墨微微凸起的颗粒感。课间，走廊上，操场的角落，开始有人低头专注地翻看。那些熟悉的字句，经由蜡纸的刻印和油墨的浸润，仿佛被赋予了某种神秘而庄重的仪式感，在同学们的目光中流转。窃窃的议论，会心的低笑，甚至偶尔一声压抑的惊呼，都像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我们心中漾开一圈圈难以言喻的涟漪。

我们这群人，从此有了一个共同的、隐秘的据点。放学后，山坡上的松林深处，那片铺满松针的“议事厅”变得愈发重要。我们带着各自新鲜出炉的草稿，也带着食堂里省下的馒头，有时甚至还有谁从家里偷藏的一小瓶米酒。文稿被摊开在松针上，争论的声音常常惊飞了树梢的鸟雀。刘伟见常常是最激烈的那个，他挥舞着手臂，额头上青筋微露，为某个意象是否准确，某个人物是否真实而争得面红耳赤。松脂的气息，稿纸的气息，少年人身上蓬勃的汗气，奇异地混合在一起，弥漫在黄昏的松林里。正是在这种毫无顾忌的碰撞中，那些原本稚嫩的文字，被一遍遍锤炼、打磨，渐渐显露出粗粝而真实的光泽。

刘秋华老师偶尔也会“路过”松林，也不参与激烈的辩论，只是随意地倚站在树旁，做安静的倾听者。听着我们为写作技巧争得不可开交，脸上带着一种近乎疏离的平静。直到争论稍歇，才淡淡开口，声音不大，却总能穿透松涛：“技巧固然要紧，但别忘了根源。根源是什么？是人心里的那点真东西，是热气腾腾活着的那点滋味。”他捡起脚边一颗空落的花生壳，轻轻捻着，“这壳子空了，再好看也没用。文章也是，没了里面那颗活生生的‘仁’，再漂亮的词句，也只是一堆空壳。”他的话，像清凉的泉水，瞬间浇熄了我们因争论而升腾的燥热，让所有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沉静下来，重新投向自己笔下那些试图描摹的、复杂而鲜活的生命。

时光如松针，无声地飘落又堆积。《绿云》一期期艰难地延续着，蜡纸刻了一张又一张，油印机滚过一遍又一遍。那油墨特有的气味，渐渐成了我们青春记忆里无法剥离的一部分。后来的我们如同蒲公英种子，被命运的风吹散到天南地北。刘伟见去了北方求学，而后定居北京，成了知名教授。那简朴的油印刊物，连同松林里的喧哗与酒气，最终都沉入了时光的河底，成了记忆深处模糊的背景音。

2001年，伟见从北京回家探亲，特意邀请刘秋华老师和我一起喝茶叙旧，忆及当年，提起《绿云》，提起那简陋的油印本，提起山坡上飘着花生香和酒气的争论。刘老师只是静静地听着，金丝眼镜后的目光温和依旧。端起面前那杯温热的苦丁茶，轻轻啜了一口，才缓缓说道：“‘绿云’啊，名字取得好。云嘛，散了也就散了。”他语气平淡得像在谈论天气，“要紧的是那股子心气儿，那种想用文字把心里那点东西掏出来、说清楚的劲儿，有没有真扎下根去。”他放下茶杯，目光缓缓扫过在座的不再年轻的脸，“文章千古事，说到底，就是写人的那点冷暖，那点骨头缝里的挣扎和念想——人学，就这点事儿。”可惜，天不懂人情，最是伤人心。2023年12月底，却听到刘秋华老师不幸离世的噩耗。伟见推掉了去国外讲学的邀请，连夜从北京飞回来，约上我还有黄梅玉校长凌晨赶到秋华老师的老家洒泪送别。

窗外不知何时飘起了细雪，簌簌地落在冬日的枯枝上。我心头猛地一震，仿佛又嗅到了当年油印机上浓烈而粗糙的油墨气息，混杂着松林的清芳、花生米的咸香，还有劣质白兰地灼烧喉咙的辛辣。那些被岁月漂白的画面，瞬间重新注入了浓烈的色彩。目光投向窗外，洁白的雪花正悄然覆盖着大地，无声无息，却又蕴含着改变一切的力量。忽然记起，那年《绿云》创刊号分发完毕，山坡上只剩下狼藉的花生壳和空酒瓶。一场夜雨过后，我竟在湿润的松针下，发现一颗被遗落的花生米，在无人注视的角落里，它顶开薄薄的壳，怯生生地探出了柔弱的、近乎透明的白芽。

  

四

1998年，我从南昌学习归来，被分到机线班，跟着彭师傅去查找障碍、维修线路。整整三个月，每日爬杆子、放缆线、装电话，两只手被磨出水泡后，变成了老茧。三个月后，局办主任把我叫跟前：“笔杆子还利索，别埋没了，明天来局里办公室上班。”很快熟悉了公文的格式与腔调，那些“据实呈报”“妥否，请批示”的套话，如同精密运转机器上的标准零件，被熟练地嵌入一份份文件。在这里，文字被赋予指令的威严，成为沟通、协调乃至某种无形权力的载体。

然而，当白日的喧嚣沉淀下来，办公室的灯光一盏盏熄灭，只留下我这角落孤悬的一盏时，一种更原始、更隐秘的冲动便开始在指尖骚动，我便从抽屉里拿出稿纸，让意识进入真我世界。窗外泡桐巨大的叶片在夜风里轻轻拍打窗棂，发出低沉的絮语。那一刻，白日里那些公文套话的硬壳悄然剥落，一种截然不同的语感从心底汩汩流淌出来——它属于乡野清晨沾着露水的草叶，属于母亲在灶膛前被火光映红的、沉默的侧脸，属于父亲邮包里带回来的、带着遥远油墨香的报纸边缘。钢笔尖划过稿纸，发出细微而清晰的沙沙声，在这寂静里显得格外欢快而有力。这声音，是灵魂在公文海洋之外，秘密开凿的一条小小的、通往自由的甬道。

稿件被小心翼翼地誊写好，贴上邮票，投进街角那个带着冰冷的铁锈气息的墨绿色邮筒。等待的日子是漫长的沉寂。偶尔，这沉寂会被打破——报纸副刊某个不起眼的角落，赫然出现我的名字，豆腐块大小的文章，如同灰色水泥地上顽强钻出的一点新绿。稿费往往只够一两碗面钱，但每次去邮储窗口兑现那几张轻飘飘的票子时，心头便掠过丝丝隐秘的暖流。那些小小的“豆腐块”渐渐堆积，像在贫瘠岩缝里艰难垒起的小小台阶。终于，步子似乎可以迈得稍大一些了。一些篇幅更长、被自己暗自称为“大块头”的稿子，陆续出现在省报、市报的版面上。铅印的名字，不再蜷缩于角落，而有了更为舒展的空间。每一次看到它们，心头总会被一种混杂着成就与惶惑的奇妙感觉填满——如同一个长期潜伏在暗处的影子，被允许短暂地站在了光线之下。

2004年初秋，空气里已浮动着隐约的凉意。办公室窗外那几棵泡桐的叶子边缘，开始泛起不易察觉的枯黄。无数个夜晚的台灯下，揉皱的稿纸堆满了废纸篓。一篇关于农村通信转型的探索性文章成稿，犹豫再三，还是将它投给了《江西邮电报》。这毕竟是自己行业的报纸，是个熟悉和宽容的家园。稿子寄出后，日子又汇入惯常的河流，被会议记录、领导讲话稿、雪片般的通知文件填满。深秋的某个下午，办公室的空气像凝滞的糖浆，混杂着陈年卷宗和茶叶的味道。我正埋头赶份工作总结，电话铃骤然响起，尖锐得几乎要刺破耳膜。

“小刘！”听筒里传来报社彭林老师的声音，有点激动，背景音嘈杂一片，“你写的《寻找突破口，发展效益型农村通信事业》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了！”

听筒从手中滑落，悬在半空，像一只被无形丝线吊住的僵硬甲虫，兀自嗡嗡作响。心脏在胸腔里猛烈地撞击，血液奔涌的声音瞬间淹没了窗外泡桐叶的沙沙声。我冲出办公室，奔向街角的报刊亭，脚步在空旷的走廊里欢快地奔跃，心跳声如同擂鼓，盖过了一切声响。报刊亭里，摊开的《人民日报》散发着新鲜的油墨香气。版面醒目的位置，显眼地印着那个熟悉的标题——《寻找突破口，发展效益型农村通信事业》。铅印的宋体字，在光滑的新闻纸上显得格外庄重、沉实。

夜晚，办公室重归寂静，如同涨潮后的沙滩，只留下凌乱的脚印和空旷的回声。桌上散落着瓜子壳和糖纸，是白日喧嚣的遗迹。窗外，泡桐的枝叶在夜风中发出单调而固执的沙沙声响。独自坐在日光灯下，展开那份《人民日报》，手指再次抚过那冰凉的纸面，抚过那沉甸甸的铅字。那铅字已不再仅仅附着于纸面，它已融入我的骨血，融入每一次笔尖与纸面即将接触的、微妙的酝酿中，既有被认可的微光，更有面对更辽阔旷野时，灵魂深处涌起的无声震颤。

2023年冬，第一场薄雪刚覆盖小城，空气清冽得如同冰镇过的玻璃。中诗协的黄莽会长发来微信说：“你这些年写的诗词，该结集了！散落的珠子，得用线穿起来！”诗集取名几经斟酌，最终确定为《追光拾影》，师父陶永祥先生也在百忙中亲笔给拙作题写了书名，只是《追光拾影》的问世，并未掀起波澜，如一枚石子投入深潭，仅漾开了几圈极小的微澜。

2025年的6月，在梅园酒店，初会了中国作协的白庚胜副主席。他主动伸出手，掌心温暖而干燥，在接过我递上的诗集后，并未立即翻开，只是用指腹轻轻摩挲着素雅的封面，动作带着一种对纸张近乎本能的珍视。白副主席眼神平和，却有着穿透表象的澄澈，能滤去浮华，直抵本质：“《追光拾影》，好名字。光阴难追，拾影更是慧心。”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带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力。

“诗是心魂的切片。”白副主席抬眼，目光沉静地落在我脸上，“能结集成册，便是对自己一路行来的郑重交代。”略作停顿，那温和的目光里似乎沉淀着某种无声的审视，“有没有想过，把这片切片，嵌入更广阔的文学星河里去？”

我一时未能领会其中深意。白副主席微微一笑，直接点破：“考虑过申请加入文学组织吗？那是写作者的家园，更是责任的开端。”

“文学组织？”这四个字如同四块沉甸甸的铅锭，猛地坠入心湖，激起的不是欣喜的浪花，而是一圈圈带着巨大压力的涟漪。它代表的“家园”与“责任”，其重量远超我手中这本薄薄的诗集。白副主席似乎看透了我瞬间的犹疑与震动，并未多言，只留下一个鼓励的眼神和一句“不妨一试”。当离去的背影消失在流转的光影里，我独自立在廊柱旁，掌心似乎还残留着白副主席握手时传递过来的、一种沉稳而带有暖意的力量。那力量无声地注入，竟奇异地安抚了方才被掀起的惊涛，那句“心魂的切片”和“文学星河”，在耳畔清晰回响，如同古老而深情的召唤。

回到家，书桌上那本《追光拾影》静静躺着。我打开台灯，翻开封面，手指再次拂过那些熟悉的诗句，心境却已然不同。此刻竟在白副主席那句“心魂的切片”的辉映下，显露出清晰而坚韧的脉络。它们不再是孤立的过往，而是构成了一条通往此刻的、蜿蜒却真实的路径。那路径的尽头，指向了一份尚未填写的申请表——一张通往更广阔星河的船票。

笔尖悬停在“创作经历”一栏上方，许久，才深吸一口气，让笔尖缓缓落下，沙沙的书写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窗外，不知何时又飘起了细雪。恍惚间，又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午后——小学杨老师那间飘着奶油饼干甜香的小屋，递来饼干时指尖带着粉笔灰的暖意，目光温和而洞彻：“躲进文字的孩子，终将被文字找到。”这句话穿过数十载光阴，带着当年饼干的甜味，清晰地回响在雪落的静夜。

窗外的雪，下得更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