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岳《父子书》中的家国叙事

○  张本奎

在当代中国文学版图中，原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李西岳，以其独特的军旅作家身份和深厚的农民情结，构筑了一道醒目的风景线。作为曾与他同在西山八大处一个楼里工作多年，并同住北苑部队院落的邻居，我有幸见证了他从中篇小说《农民父亲》到《父子书》的创作历程。当然，他创作的作品很多，仅长篇小说就有《百草山》《雪色长城》《血地》等十多部，共计六七百万字呢。有时晚间散步，我们都能碰到一起；偶尔俱乐部打个牌，还能坐对家。不知不觉地，我们便探讨起文学来。这都成为我理解他精神世界的重要注脚。特别是他新近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父子书》，更以其“真人真事”的纪实风格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将农民与军人这两重身份的精神对话提升至新的高度。

泥土与军装：双重身份的精神对话

李西岳的《父子书》，构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精神谱系：农民父亲与军人儿子。这一设计绝非偶然，而是作家对自己生命历程的文学重构，也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种普遍家庭模式的深刻观照。在作品中，99岁的农民父亲李贵峰“像广袤田野里默默耕耘的老牛，在贫瘠的土地上努力求生，土里刨食，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顽强抗争”。这一形象浓缩了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精神特质，即：沉默的坚韧与无言的担当。他的父亲出生于民国时期的1922年，战争年代“积极投身拥军支前的后勤保障工作”，和平时期又担任粮站保管员、生产队长兼会计等“一心为公”，这种从家庭到村庄再到国家的责任扩展，正是中国传统家国同构伦理的生动体现。

而作为军旅作家的儿子形象，则承载着农民父亲的精神基因在更广阔天地里绽放。李西岳本人“从军四十余载，笃行致远，成长为著名的军旅作家”的经历，为这一形象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在《父子书》中，军人儿子既是父亲生命的延续，又是其价值的升华。其父亲早年参加冀中抗战后勤保障是为了“保卫国家、守护家园”，而儿子则通过军旅生涯将文学艺术这种文化食粮扩展至整个国土。这种血脉相承并精神相通的父子关系，打破了简单的生物遗传范畴，进入了文化基因传递的更深层次。

尤为珍贵的是，李西岳在《父子书》中并未将父亲形象简单神化，而是保持了文学应有的复杂性与真实性，作品中的人名都是真实人存在，连小名、绰号都保留原貌。作品中那个“限于生活重负，管教孩子有些简单粗暴”，“用自己独特的言行，教会儿子诚实、善良、俭朴、勇敢和担当”的父亲，既有传统农民的固执与局限，又有超越环境的智慧与胸怀。这种“不回避缺陷”却“更见精神高度”的塑造方式，使得农民父亲的形象既有历史的具体性，又有人类的普遍性，让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读者都能在其中找到共鸣。而我作为从苏北农村走出的读者，也仿佛看到了自己那位同样严厉又深情、可惜已离开我们20多年的村干部父亲身影。

 

李西岳《父子书》新书对谈会

家事与国运：小叙事中的大历史

《父子书》的独特魅力，在于其将家庭私史与国家宏大叙事有机融合。李西岳采用“历史回顾和心灵对话的形式，将过去与现在、现实与回忆交织在一起”，使作品既是一部家庭记忆的编年史，又是一幅国家发展的微缩景观。这种“以小见大”的构思，让抽象的历史进程，通过具体可感的生活细节呈现出来，既避免了宏大叙事的空洞，又超越了个人抒情的局限。

《父子书》中，父亲李贵峰的人生轨迹与国家的历史变迁，形成了深刻的互文关系：抗战时期的拥军支前、建国初期的“走津门”谋生受挫、担任村干部时期的集体建设、改革开放后的家庭变化等等，每一个体生命的重要节点都对应着国家发展的关键阶段。正如书中所言，作品更加注重把父子人生的走向、家庭的命运，放在中国百年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去写，以“小我”展现大我，从家风透视社会，由旧故事得到新见解。这种家国同构的叙事方式，不仅是一种文学技巧，更是一种历史认知，因为它揭示了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的不可分割性，也彰显了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定位。

李西岳对历史细节的处理，尤其显示出军旅作家的独特视角。在描写父亲抗战经历时，他不仅关注战场上的英雄主义，更聚焦于后勤保障这一容易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环节：“他奋勇抢救伤员……将受伤的战士背到安全地带；他送军粮……为前线的战士们送去生存与战斗的希望；他与八路军一起坚壁清野，巧妙地隐藏物资”。这种非战斗英雄的叙事选择，打破了传统战争文学的刻板模式，拓展了我们对历史参与者的理解，那就是历史不仅由冲锋陷阵者书写，也由无数像父亲这样的普通人用他们的方式共同铸就。

作为同样从农村走出的读者，我特别能体会这种将家庭记忆与国家历史交织的叙事力量。生活在苏北农村的父辈、爷辈们或许没有冀中抗战的激烈经历，但在土地改革、农业生产、乡村建设等不同历史阶段，他们同样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并见证了国家的成长。《父子书》的价值，在于它为这些未被充分讲述的普通生命提供了一种历史尊严，让沉默的大多数在文学中获得了发声的机会。

乡音与兵魂：语言风格的精神底色

李西岳作品的文学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独特的语言风格。人们常说“文如其人”，他的文学作品包括他的书法作品，就像他个人的性格，朴实中见深刻，平易中藏锋芒。《父子书》延续了这一特点。“文字朴实无华，却饱含深情，如涓涓细流，滋润着读者的心田。他运用乡言土语，不仅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更增添了一份生活的真实感和亲切感”。这种语言选择绝非简单的风格偏好，而是作家精神立场的自然流露，只有用农民的语言讲述农民的故事，才能保持叙事的内在真实性。

李西岳是文学大伽，在敬重他的同时，我深知他语言风格背后有一种精神坚守。晚上散步时，我向他请教小说构思技巧；他的书法写得也不错，常与他探讨“孙过庭草书符号”的运用，也包括打扑克的算牌等等，他总能用最平实的比喻阐明深刻的创作理念；即便院内凉亭闲谈，他也能从日常琐事中提炼出人生的真谛。这种“化繁为简”的语言能力，在《父子书》中表现为对乡言土语的娴熟运用，对生活细节的精准捕捉，以及对情感表达的节制处理。《父子书》没有华丽的修辞堆砌，却自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这正是源于作家对描写对象的精神认同与情感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李西岳的语言风格中还存在一种“军旅作家的特殊质感”，在温情的家庭叙事中不时透露出一种刚健的气息，在细腻的心理描写中保持着明晰的理性思考。这种双重特质，在描写儿子军旅生涯的部分尤为明显：“赴汶川地震灾区采风创作，在灾区的废墟中，亲眼看见了灾难的残酷和人性的光辉，用手中的笔，记录下那些感人至深的瞬间，创作出长篇报告文学《大国不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撰写解说词，用激昂的文字，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风采”。这种柔中带刚的语言风格，恰如农民父亲的坚韧与军人儿子的担当在文字层面的融合。

作为同样经历过从农村到城市、从平民到军人的身份转变者，我特别能理解《父子书》中那种“根系乡土”又“心怀天下”的情感张力。我们这一代人恰好处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上，一方面带着父辈灌输的朴素价值观，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全球化时代的复杂挑战。李西岳通过父子两代人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处理这种张力的文学范例，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或拒绝现代，而是在“代际对话”中寻找精神的连续性与创新的可能性。这也许就是我向他索书一读并执意写点感悟的缘由吧！

 

（张本奎，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先后在央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400多万字，个人著有书籍《军旅拾级》《秦山汉水七夕情》《谷善庆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