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作家的生活积累

如今“深入生活”的主张可谓深入人心。但如果去问询一些作家：什么是“生活”，如何去“深入”？常常还是一笔糊涂账。

所以，在这一讲里，我们就主要围绕这两个问题及相关问题加以条分缕析，以期让那些还懵懂茫然的作家，对此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歌德，把“亲历的生活他者化”而超脱

一、“亲历的生活”与“别人的生活”

纪实作家所写的“生活”，主要是“别人的生活”。当然，游记、自传、回忆录等会以自己“亲历的生活”为主，但同样也要涉及到“别人的生活”。因此，纪实作家要“深入”的，重点是“别人的生活”。

那么，无论是“亲历的生活”，还是“别人的生活”，这“生活”是些什么呢，主要由什么要素构成呢？

好像没见到有人仔细琢磨过。于是问一下AI，它回答说：“生活”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最基础的物质层面的生活，然后是精神层面的生活（情感与观念：亲情、友情、爱情；价值观、信仰体系和哲学思考）、社会层面的生活。有一定道理，却让作家们难以具体把握。

还是我们自己来，从另一个角度来对“生活”做个纵横剖析：

1、个人经历

每个人的生活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这些独特的经历构成了个体的记忆库。童年的记忆、青春的激情、成长中的烦恼、事业中的挑战等，都可以成为文艺创作的重要素材。

2、社会交往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能脱离群体而存在。“生活”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之中，比如家庭成员间的亲情、朋友间的友情、恋人之间的爱情，还有职场上的竞争与合作等等。这些关系网络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也是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

3、自然环境与地域文化

自然景观和地方风俗也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山川河流、四季变换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激发了无数作家的灵感。同时，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4、历史背景与时代状况

不同的历史时期赋予了“生活”不同的面貌。文艺家需要了解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经济状况、科技进步以及主流价值观等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这四个层面或方面，彼此不是孤立的，而是密切联系着的，时常是交织在一起的。

于此，我提出我个人特别感悟到的两个问题：一是“别人生活的自我化”，我们后面讨论；另一个是“亲历生活的他者化”。所谓“他者化”，就是以客观的态度与眼光，重新审视自己亲历的生活。

少年歌德曾与“少年维特”有过相近的经历和体验。他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期间，爱上了一位名叫夏绿蒂·布甫（Charlotte Buff）的女子（小说中维特心仪对象绿蒂的核心原型），而她已订婚。歌德为此要死要活的。正在此期间，他的好友J.W.耶鲁萨利姆（Johann Wilhelm Jerusalem）因感情问题自杀，歌德大为震动。于是，他把自己“亲历生活的他者化”，让耶鲁萨利姆代替自己成为“维特”，然后，在创作过程中从情感的困境里解脱了出来，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自我疗愈。晚年他在自传《诗与真》中回忆道说：通过将情感倾注到维特这个角色中，他便能以一种艺术化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情绪，并从中获得解脱和升华。《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成为德国文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作之一。

凡以自己亲历生活为主的纪实作品，不妨像歌德那样“他者化”，也可使自己的个人体验成为引起广泛共鸣的时代情绪。

米兰·昆德拉提出“生活在别处”，让人走向“远方”

二、“到处有生活”与“生活在别处”

这一组论题与上述论题其实有交叉，但侧重点不同。

出于对“题材决定论”的反感，胡风提出了“到处有生活”说。胡风最初在《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中就指出道：“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胡风评论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页。）后来又在《论现实主义的路》等论著中，详细阐述了他别具一格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他认为，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作家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就能从中汲取创作的素材和灵感。因此他主张在题材问题上，让作家有充分选择的自由，不应加以任何限制，作家应根据所熟悉的生活范围和适于自己艺术创造力发挥的条件，去确定写作的题材。

“生活在别处”则出自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创作的同名长篇小说。1969年已完稿，但直到1973年才在法国首次出版。米兰·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着力塑造了雅罗米尔这样一位年轻艺术家的形象，描绘了这个年轻诗人充满激情而又短暂的一生。通过主人公的成长和经历，昆德拉探讨了现实与理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他认为，人们往往对现实生活感到不满，总是向往着一种理想化的、存在于别处的生活。

胡风的“到处有生活”与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应该可以互补。胡风更强调人在当下的存在感和参与感，鼓励作家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和创造价值；而昆德拉则关注人对现状的不满和对远方的向往。

两者各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但也都有偏向。

于胡风而言，他应该认识到，生活其实并不是同质的，更非等价的。而昆德拉完全忽略“此处”的生活，一心向往“别处”，也是找不到生活的真谛的。

周立波的认识就辩证许多。一些作家曾向他道出心中的困惑：“虽在生活里，却又没有生活”。深入到了“宝山”，还是空手而归，不是觉得不值得写，就是觉得不大好写。为此，周立波提出了他的“点面结合”方式：“你在一个地方工作和生活较长的时期以后，又到同类地区去走走。这样会使你的见闻更丰富，会添加你的材料库里原来没有的东西，并对已经见过的人物和事件加深认识。认识一个人物或一桩事件是很不容易的，在这里，往往反复观察和研究，而且最好是有所比较。‘有比较才能鉴别’。有了比较，才能识别含有普遍意义的典型，才能使你去伪存真，去掉那些表面的假象，认清事物的本来面目。如果作者在一个地方呆着不动，有如‘坐井观天’，没有比较，没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在认识人物和事件的广度上，有很大的局限性。相反，如果你没有建立一个极为熟悉的生活基点，就凭‘走马观花’到处走动，就会在认识人物和事件的深度上，有很大局限性。两者对创作都十分不利。”（周立波：《深入生活  繁荣创作》，载《红旗》杂志1978年第5期。）他这里批评的广度局限，正是信奉“到处有生活”者易有的；而深度局限，则是以为“生活在别处”者常犯的。比较有效的方式，还是周立波的“点面结合”方法。纪实作家尤其值得参考。

周立波立足家乡，也找到了诗意

三、“深入生活”的不同选择：身入与心入

“别人的生活”其实也有很多类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深入”的是“人民的生活”，而且最好是当代人民的生活。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不完全是从搜集创作素材着眼的，而是从作家的立场态度转变考虑的。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不惜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这一点。是不是到了现代社会不需要了呢？还是需要。躲在“象牙塔”里，或者混迹“灯红酒绿”间，是不可能与人民群众的心灵相通的。

自然，也不能走另一个极端。“人民的生活”也并不都是“火热的”、积极向上的。广大农民的生活里，“小农意识”弥漫，落后、愚昧现象并未根除；城市高楼与巷陌中，“市侩主义”依旧盛行，虚伪、算计还翻出了新花样。因此，作为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作家艺术家，对此依然要进行批评，要加以引导。而要做好这一启蒙角色，也要求作家和艺术家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去。你在他们外面，如何能有效引导和帮助呢？

真正走进人民的生活，不仅是“身入”，而且要“心入”。只有全身心投入其中，才能获得丰富鲜活的素材，并将它们转化为能够引发共鸣的艺术形象。

因此作家艺术家应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不要局限于书斋或工作室，而是主动融入各种场景，比如农村、工厂、社区、学校等，去接触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群，倾听他们的声音。如果徐则臣不深入“外卖员”的生活，是断不可能在《北上》中把华子的喜怒哀乐写得如此酣畅淋漓、感人至深的。

也要留意日常生活。胡风在这一点上是十分正确的，生活的各个部分是有机联系着的，不能机械切割。发现日常生活中的亮点，需要作家艺术家保持好奇心与敏感度。许多看似平凡的小事，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创作潜力。因此要对周围的世界始终保持敏锐的感知能力，善于发现别人忽略的细节。一个眼神、一句乡音、一片落叶、一抹晚霞，都有可能成为灵感的火花。此外，养成随时记录的习惯，也可以帮助作家积累宝贵的创作素材。

深入生活是为了充分理解生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创造。现代生活越来越专业化、复杂化。即使是偏远农村，也出现了无人机等现代科技，同时又“复活”了许多传统的民风民俗。如果不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如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心理学及基本科技知识，是无法理解现代农村与农民的。

无疑，当下社会发展状况，确实给文艺家深入生活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现代科技如手机、网络等的发达，尽管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物理距离，却可能加剧了他们的心理距离。人们被困在自己的“小盒子”里，越来越依赖虚拟世界中的交流，缺乏真实的情感联结。院落的消逝，单元楼的耸立，也让人们基本封闭于另一种“小盒子”里。人们越来越少有面对面地真实而持久的接触，更遑论让作家在短期内走进陌生人的内心深处去。

这可以说给当代文艺家提出了新的课题。我们要努力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生活”的新途径、新方式。这里，我们尝试列出几条可行的路径：

1.充分利用媒介沟通交流

虽然手机、网络等工具无法完全取代真实的交往，但它们也可以成为作家艺术家与公众沟通、交流的桥梁。作家艺术家还可通过社交媒体，关注不同背景的人群，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困惑和梦想；或者借助纪录片、新闻报道等形式，开阔眼界、拓展视野。各种社交软件现在已普及到了普通人群之中，文艺家理应更加得心应手地加以运用。

2.参与各种活动，获得沉浸式感受

如今单纯通过采访或者阅读资料就写出一篇作品，已经远远不够了，真正的“深入”需要作家亲身参与其中。比如，如果想了解某个特定群体的生活状态，不妨试着融入他们，与他们一起工作、学习、娱乐。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能够帮助文艺家深切了解不同人群的心理和愿望，并捕捉到许多细微却重要的细节。同时要注重培养自己的共情能力。共情是连接人心的重要途径。文艺家需要训练自己去感受他人的喜怒哀乐，即使这些情绪可能与自己的经历完全不同。

3.建立长期生活基地

深入生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需要时间的积累。尽管当今很难像柳青那样扎根皇甫村，周立波那样定居清溪乡，但文艺家可以选择某些特定领域或社区，持续地进行跟踪观察和记录。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与作家之间将会逐渐建立起相互信任，从而获得更深层次、更为生动的素材。

期望作家艺术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探索，寻找到更多深入生活的有效方法与途径。

来自乌克兰的果戈里，将“别人的生活自我化”，走进了人心内核！

四、对来自生活的材料进行消化、提炼和“点化”

作家艺术家的心脑不是简单的“接收器”，对来自生活的素材照单全收，而是要加以“化合”。

诗人雁翼不爱用“积累生活”的说法，而喜欢“积累感受”，这实则是诗人用词的不严谨。光是“感受”显然是不够的，一点稍纵即逝的感受，最多能写首短诗。应该是“映像+感受”。但他的意思却值得我们深思。他认为：“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他可能接触了、了解了许许多多生活材料，但只有那些对他感受最深的才最有用。记在记录本上的材料，如果没有在他的大脑中留下感受，往往没有用处，就是要用，也往往需要用别的‘类似’的感受去‘复活’它才行。”（《作家谈创作》上册，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73页。）

这就是我提出的“别人生活的自我化”。果戈里创作《外套》，十分鲜活地诠释了这一点。普希金经常把自己的创意和构思，分享给这位来自乌克兰的青年作家。有一次，普希金向果戈里讲到一个关于小公务员因猎枪遗失而郁郁而死的悲惨故事。曾做过多年小公务员的果戈里，为之大受触动和启发。他把这个“别人的生活”与自己的经历结合起来，对关键环节做了“改写”，把猎枪改成外套，又把外套变成与权贵冲突的象征，从而赋予这个故事以丰富的社会意义和深刻的人性内涵。这就是传世经典《外套》。所以，作家艺术家一定要把别人的生活经验消化为自己的血肉，然后，“从血管里流出的就都是血”。

这里我想引入另一个重要问题：作家“自己的生活”不宜太舒适安逸。

想到这个问题，是重读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感悟。司马迁刻骨铭心地体悟到：“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的这些“精神偶像”，都是历尽苦难而终成大器的。缩在“象牙塔”或沉溺于“温柔之乡”中，是不可能有出息的。

难道说，为了创作，就得让纪实作家去“自讨苦吃”么，作家就不能享受安乐幸福的生活吗？也不能这么偏激，不能这么看问题。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作家当然也应享有。但是，作家毕竟不是普通人，至少要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吧？所以，基于此，作家也要走出去，走向广阔而变化的天地。

作家还要从生活中走出来，从更高的境界去打量生活。生活素材并不是等质的，所以作家首先要对其进行筛选和提炼。

叶蔚林对此有独到的认知。他指出：“写作需要生活，但决不是指日常生活，衣食男女之类的。能成为写作素材的‘生活’，我以为至少应该有三个条件：1、具有较鲜明、生动的形象；2、具有独特性；3、具有一定的思想内涵。所以在观察生活的时候，无论对人物、对故事、对环境，都应以上述三方面为出发点，勇敢地扬弃那些碎屑的、纷纷扰扰的‘流水账’抓住真正有用的写作素材。所谓提炼，其实就是作者对所接触到的、有用的写作素材，进行概括、认识的过程。”（同上，第1315页。）

在概括、提炼的过程中，要注意把鲜活的生活气息融进表达中。李准的《李双双》，周立波的《山西巨变》，梁晓声的《人世间》等，都是这方面的范例。

杰出的作家往往对生活素材加以“点化”，达到“点石成金”的效果。即使是很寻常的生活素材，到他们手里，也能变成一篇寓意深刻或意味隽永的作品。前者如鲁迅的《一件小事》，后者如朱自清的《背影》，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深入生活”绝不是单纯的外在经历或阅历的累积，而应同时有内在的精神积累。卡夫卡、乔伊斯等的例子，就很引人深思。他们似乎并没有太多“生活经验”，却比许多作家还能穿透人性的本质。

因此，对于大多数作家艺术家来说，要尽量做到“内外兼修”：既要注重外部世界的观察，也要重视内心世界的挖掘。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有深度、有价值的作品。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