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作家的综合素质

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需要一大批、并且要造就一大批现代人。作家（包括纪实作家）在构建当代中国文化和培育现代人这两方面，都肩负着重要使命。那么，为更好地担当时代使命，纪实作家首先就得让自己先成为现代文明人。这就对纪实作家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做好新时代的纪实作家，是十分不易的，有一些论者已经谈到过相关问题。我们这里另辟蹊径，以文艺界内外其它职业为镜鉴，用一种新的思路来探讨当今纪实作家应具备的重要素质。

 

约翰•里德为纪实文学树立了标杆

一、像记者一样灵敏

记者必备的核心能力之一，是灵敏反应。由于新闻事件往往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记者因此必须迅速捕捉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并作出快捷有效的反应。反应灵敏不仅是记者工作的基础，更是决定报道质量的关键因素。在这方面，纪实作家与新闻记者同理。正因此，新闻记者一度成为纪实作家的主体。

约翰·里德（1887—1920）先后在《纽约环球报》和《纽约杂志》担任过记者。1914年二十七岁的他写了一系列关于潘乔·比利亚和墨西哥革命的报道，从此成了全美国闻名的记者。1917年，他与路易丝·布赖恩特结婚，然后两人一起去俄国采访。当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时，里德正在这场革命的心脏——斯莫尔尼宫中，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参加了攻打冬宫的行列。冬宫被占领后，里德和工人赤卫队员们一样，为之欢欣鼓舞。作为最先看到十月革命划时代意义的美国人之一，里德在几经周折回到美国后，就立即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每天工作16—18小时，集中写作了3个月。1919年3月，记录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问世，后陆续被译成80多种文字，广为印发。十分可贵的是，里德在记述十月革命时，不仅关注宏大的历史事件，还细致入微地捕捉到普通民众的情绪变化和社会氛围的微妙转变。这种全方位的观察视角，使他的作品既具有宏观视野，又不失细节的真实感；同时，他不像一般记者那样，只是拘泥于事件的十天（1917年10月28日—11月7日）里，而是将这十天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既展示了这十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突显了其对历史发展未来走向的意义。正因此，当时百忙之中的列宁“以极大的兴趣和不懈的注意力”读完全书，并亲自作序推荐。列宁指出：这部作品以“真实的、异常生动的描述”，对阐明“世界工人运动中的基本问题”有重要的帮助（《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61页。）一部纪实文学作品，能够获得伟大导师如此高的评价，殊为难得。

可以说，约翰·里德为后来的纪实作家树立了一个标杆。

 

二、像哲人一样睿智

中外哲人都是睿智之士，他们的思想深刻、新颖、独到，如同人间的灯塔，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古人曾感叹：“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虽然有些夸张，但孔子等许多先哲的思想，到了今天不还是给我们以许多启迪么！

那么，作家（包括纪实作家）要不要独立思考，获得自己独到的见地呢？答案是肯定的。崔德志在经历动荡年代之后，痛定思痛，对那些在创作中体现“书本、报纸或领导人的旨意”的做法十分反感，于是大声疾呼：“应该让作家去独立思考，发表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古今中外，一些伟大的作家，同时是思想家。他们的作品至今还激动人心，发人深省，就是以他们个人锐利的眼光深刻地剖析社会，发表对人生富有哲理的见解。”（《作家谈创作》下册，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3页。下同。）他说得太对了，对许多懒于思考的作家可谓当头棒喝。诚然，对于作家的独立思考，也不能过于自信。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甚至高尔基，都堪称作家兼思想家，但他们独立思考出来的一些“思想”，也是存在偏向和错谬的。因此，作家在独立思考的同时，也要不断学习先进理论。

纪实作家要以敏锐的洞察力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发掘和提炼出最具价值的信息。《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对此深有感触：“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未必都明显地表露出来。恰恰相反，不少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往往是颠倒着的。以母亲打孩子为例，她不是因为恨自己的孩子才打他，相反地，正是因为爱自己的孩子；热恋中的情人经常为一件小事拌嘴，也不是因为彼此没有感情，恰恰是因为感情太深。生活中这样现象和本质颠倒着的事例，真是太多了。”所以，他悟到：“勤于到生活中去观察、体验，这很重要；勤于思考也许更重要。”（《作家谈创作》上册，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页。）辨别真伪的能力对于纪实作家尤其重要。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环境中，一定要练就一双慧眼，筛选出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历史的记录者，任何虚假的信息都会对当代及后世造成误导。因此，纪实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事实原貌，不因个人情感或外界压力而涂改事实、遮蔽真相。

辨别能力的培养，需要纪实作家不仅要有较高的智商，同时还要有较高的情商，并保持开放的心态，善于倾听不同声音，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思考，提升自身的认知水平和判断能力。

 

何其芳将诗意带给纪实文学创作

三、像诗人一样热情

诗人，作为文学领域中最具想象力和表现力的一群人，往往怀揣炽热的情感，这种情感成为他们创作的原动力。无论是喜悦还是悲伤，爱恋还是愤懑，诗人都能以真挚的态度表达出来，使作品充满感染力。优秀的诗人往往还能从日常琐碎中发现美与哲理，用诗意的语言将其升华至更高的境界。纪实作家虽然主要任务是真实客观地描绘社会现实，但也要追求诗意的境界。

这方面，诗人出身的何其芳十分突出。他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创作风格为之一新。收录于《星火集》中的近十篇纪实作品，记录了当时的火热生活和革命情怀。其中，《老百姓与军队》令人交口称赞，它较早地真实展现了根据地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通过细腻的描写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是一篇充满诗意且富有思想深度的作品。何其芳擅长运用充满诗意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感情。在《星火集》中，他经常将自然景物与人文情感紧密结合，营造出了一种诗意盎然的氛围。

许多纪实作品都过于质朴，甚至粗陋。如果在创作中投入自己的深情，并像何其芳、朱自清、孙犁、汪曾祺等前辈作家那样，通过对事件人物的描绘，营造出浓郁的诗情画意来，那一定更能让读者反复回味。

 

四、像演员一样投入

纪实作家要“像演员一样投入”？在第一届纪实文学高级研讨班上讲座时，我还没想到这一点。是金敬迈一段创作谈启发了我。

他是这么说的：“从事专业创作之前，我演过十多年话剧。……作为演员要逐段地分析剧本，要为所扮演的角色寻找动作的依据，要设计外部形象，要探索角色的内心世界，甚至要为你所扮演的人物写出‘自传’来。……当演员时，对剧本、对人物下的功夫，对我日后从事写作有极大的帮助。”（第111页。）确实，金敬迈的表演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观察力、表达力，还让他深刻理解了人物性格与心理活动。话剧表演要求演员深入揣摩不同角色的心理，用细节表现人物的情感变化。这种训练让他在后来的写作中更加注重人物的真实性和立体感。此外，话剧对结构的严谨要求，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叙事方式。

诚然，全身心投入工作，并不只是演员，但在文艺界，演员是最需要全身心投入的。当然，进入20世纪之后，世界表演理论也分成了三大体系，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理论体系、布莱希特的叙述体戏剧体系、梅兰芳的写意表演程式体系。我们这里主要参照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理论。对这个理论的要义，余秋雨概括道：“要在舞台上把角色体现好，必须经历一个体验过程。演员的‘第一自我’被摆脱了，深感‘我就是’角色，完全与角色融为一体，剧作家为角色安排了规定情境，演员就得设身处地、确信无疑地生活于其间，这就是所谓体验。”（余秋雨：《戏剧理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620—621页。）而这对于纪实作家的最大启示便是：“要写好一个人物，必须先成为这个人。”

由此也可看到，文学艺术许多方面都是相通的，其“理”一也！

当然也不能囿于文艺领域，应该有更开阔的视野。

 

五、像教师一样耐心

作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教师”。斯大林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或许他偏爱工程师？但灵魂及心理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工程师”能解决的。心与心的沟通，连人工智能到目前都难，何况机械呢！

作家与教师是有一些不同。作家要有创造性，教师呢？只能是在限定范围内，发挥点自己看法。但总不能像相声名家苏文茂那样“歪批三国”吧，也不能把化学元素周期表讲成“金蛇狂舞”吧……？哪个教师这么做，就是在误人子弟。

但作家与职业教师还是有许多共通性的：两者都需实现“传道”的根本宗旨，于作家而言，就是“文以载道”，因此都要求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与人格魅力。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作家与教师一样，其一言（包括形成的作品）一行，都会对自己的“服务对象”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为了有效“授业”、“解惑”，教师与作家都需要深入了解对方的心理特点与认知规律。对于作家来说，就是要自觉树立“读者意识”。教师与作家都需要用语言文字表达思想感情，启发开导他人，帮助人们增长知识、提升心灵。

受到毛主席高度称赞的朱自清先生，既是大学教授，也是重要作家，在纪实文学领域亦声名卓著。朱先生对文学青年，也像对其他学生一样循循善诱、谆谆教导。蹇先艾曾回忆道：“1930年初，我写过一首长诗《童年之别》，曾寄去向他求教。我记得那时他好像在清华大学当中文系主任。我的信发出没几天，他的回信就来了。他肯定了我那首诗对故乡确有深厚的感情，也指出了可惜还缺少一些动人的细节。”（第1218页。）朱自清对蹇先艾诗歌创作的具体指导，对蹇先艾后来的文学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果纪实作家能被读者认作“良师益友”，也是人生一大幸事哉！

学贯中西的萧乾，以纪实文学架设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六、像学者一样渊博

纪实作家从来不是单纯的记录者，而应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或通才。人们为什么在通讯报道之外，还需要看纪实文学呢？就是因为，纪实文学作品有深度和广度，不是时过境迁后就成旧闻的“快餐”。

而要做到这一点，纪实作家只有深入了解所反映领域的背景知识，才能准确解读复杂的事实，避免误导公众。

作为纪实作家，萧乾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型作家。

萧乾其实不仅是作家，还曾是一名记者和外交官。在文学、新闻、翻译等多个领域都有卓越贡献。“二战”期间他担任战地记者，足迹遍布欧洲多个国家，亲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这种经历使他能够将东西方文化进行对比和融合。他知识广博、学贯中西。其广博的知识积累，为他的创作助益良多。他撰写了大量的散文、小说和纪实文学，代表作包括《篱下集》《草原即景》《土地回声》等。他的作品既有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也包含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吸纳。

萧乾的博学多才，得益于其早年留学英国的经历，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同。这种双重背景，使得他的作品兼具国际化视野和本土化深度。

早年萧乾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他与鲁迅、茅盾、巴金等同时代的文学巨匠保持着密切联系，打下了深厚的中文文学功底。同时他也精通外语与西方文化。萧乾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系统学习了西方文学和哲学。他对莎士比亚、狄更斯、哈代等英国文学大师的作品有深入研究，是中国最早研究西方文学的学者之一，为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翻译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早年有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的散文集《梦里家书》等；到了晚年，他又与夫人文洁若合作翻译了多部西方经典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英国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这部作品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复杂难懂的作品之一，其翻译过程充满了挑战。萧乾等人通过严谨的态度和深厚的语言功底，成功将这一巨著引入中国，为中国读者开启了一扇了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大门。

萧乾以其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令人高山仰止。

    

七、像工匠一样严谨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工匠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至今也是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在我国古代，舟桥、瓷器、铁器、银器、木器、造纸、火药、织染等方面的工匠，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才；同样，瑞士的钟表、法国的香水、荷兰的风车、日本的刀具、印度的制药等，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它们均系这些国家的工匠们心血的凝结。所有的工匠，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认真严谨，追求精益求精。

从许多方面看，作家也是“手艺人”，与工匠有不少相同之处。正因此，作家要自觉地以大国工匠为榜样，匠心独运，努力把自己的作品打造成“经久”、“美观”的艺术精品。

一些作家以为，打造精品，主要就是在作品修改上下功夫。这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环节。但这远远不够，要将“匠心”贯穿创作的全过程，从构思到定稿的每个环节，都要一丝不苟，不可粗枝大叶。

抗战时期以两部纪实文学作品——《太行山边》和《北方的田野》享誉文坛的碧野，在回顾自己的创作时，曾说过：“经过苦思，悟到一篇稿子如果是心血的结晶，同时又确实是一再锤炼过的，它的艺术水平一定会高一些的。为了追求达到一定的水平，一篇短文章，我曾开过十几个头，最后感到有点满意才写下去的。”（第1195页。）正是本着这种严谨的精神，所以碧野的作品历经岁月的考验，至今仍给人提供思想启发和审美享受。

碧野等前辈的经验，值得当今的纪实作家认真对待和积极借鉴。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纪实作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数字化时代，对纪实作家的影响尤其巨大。

为应对时代的呼唤，纪实作家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纪实作家的综合素质，涵盖了专业素质、人文素质、心理素质和职业道德等多个方面。这些要素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纪实作家成功的基础。只有具备高素质，纪实作家才能以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加敏锐的眼光，真实而生动地记录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

AI正逐渐“蚕食”许多传统领域。如何利用新技术手段拓展纪实文学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渠道，使这一传统而又充满活力的文学领域得到更好的发展，是一个重大而新颖的课题。

所以还要特别提出两条：一是纪实作家要有一定的科学素质；二是要有全球视野。在全球化的今天，纪实作家务必要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