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提高纪实文学创作质量

每到时代大变革时代，纪实文学（包括报告文学等）都曾大显身手，展现出勃勃生机。新时代文艺所取得的成就，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但在现阶段，纪实文学创作整体上显然没有跟上时代步伐，难以满足人民需要。其中一个重要症结，就是创作质量普遍不高。这是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加以解决的创作问题。

孙犁作品代表了一种创作高度

一、纪实文学创作水平有待提高

当今纪实文学创作质量问题，有多方面的表现。这里我们择其主要症状，逐一予以剖析。

1、浮光掠影

孙犁曾批评过一篇“特写”《乡间实事一瞥》，他主要是从语言运用角度说的，这个我们稍后再谈。在我看来，此文集中体现了许多纪实作者的一个毛病，就是满足于对现实的粗浅表现。这篇“特写”是这么写的：

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在深南二区某村落里，偶至街口，无意间见有程脚踏车的出村时，有十一二岁小女儿童团员在查岗。但因为检查的麻烦，一时不高兴拿出通行证来刁难儿童；因为回答的话稍不相当，致触起——“雷霆之怒”。时村民出来理论不服，斗争渐趋高潮。后经区团体某同志，用政治说服方式，再加以劝解，大怒方息，乃登车去了。满天乌烟瘴气，经过含有政治意义的惠风吹散。探其情——知是某事务员到某社公干。回想在这政治进步，抗战根据地区域上，还有这样的现象存在着，诚为遗憾。可说是美中还有不足云云。

事务员（应该属于干部）居然将“雷霆之怒”发泄到儿童团员头上，村民说理也无济于事，而区干部“用政治说服方式”加以劝解，冲突就瞬间烟消云散。这着实也太简单化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肯定不是这么简单，事务员与几人的矛盾应该很有讲究。作者不去深究，仅匆匆录下事情的外在经过，再发点不关痛痒的感慨，这能有什么价值呢，谁又会信服呢？

过去了那么多年，这种满足于浮光掠影而不深入其中的积弊，依然在当今作者那里延续。可见属于沉疴，需要下猛药去之。

2、平铺直叙

苏东坡说：“文似看山不喜平”。但大多数纪实文学作品却习惯于平铺直叙，毫不讲究叙事策略和方式。

仍拿《乡间实事一瞥》来剖析。本来，暴躁的事务员，与稚嫩的儿童团员，淳朴的村民，以及严肃的区干部，由于年龄、身份、性格、文化程度等的差异，他们之间的“言语冲突”肯定很有意思，也能充分反映出他们不同的“政治水平”和修养素质。可是作者既不细致观察，也不深入了解，就像一个看热闹的旁观者，粗略地做个记录。虽说事情的来龙去脉交待得还算清楚，却让人读着毫无波澜，也无法得出他文末给出的结论。

本来在现实中还很有起伏的“故事”，却让这些作家写得像“催眠曲”。连古代说书人都不如。看那些高明的作者，即使是波澜不惊的“一件小事”（鲁迅），也可处理得意味无穷。作为以叙事为主的纪实作家，尤其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3、形象苍白

艺术形象是文学创作的中心。但我们的纪实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常常含混模糊，一些作者硬是把活生生的人写成了“僵尸”。

我们还采用孙犁先生在《文艺学习》里的例证，因为很有说服力。

北马村的王小三，是一个忠实的坦白的小伙子，年纪不过三十多岁。他对工作很负责任，作起工作来不怕麻烦和辛苦。为了完成一件任务，宁愿牺牲个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以暂时的利益，服从永久的利益，王小三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会员。

这像写鉴定，不是塑造人物。孙犁对此也是深恶痛绝的，他指出：“因为人物表现的不完全，不能抓住人物形状、感情、性格上的要点，完成胡小旦、王小三的形象（不只是凭这两个人的名字来使人认识他们，是凭他们的形象叫人认识他们），就使读者从文章里找不到一个活的、整个的胡小旦和王小三的样子。”（孙犁：《文艺学习》。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36页。）而在不少纪实文学作品中，这样的现象实在是太常见了！

4、语言干瘪

纪实文学属于语言艺术，因此这可谓纪实作家的本业。

并不是要求文采华丽，而是要求符合表现对象，并且鲜活生动。如果不是这样，堆砌再多的辞藻也无济于事，甚至南辕北辙。看这篇：

前一日傍晚，余偶游郊外。仰视天空，秋水一色，朵朵白云，点缀其间，清风拂拂，舒畅宜人，夕阳西斜，照耀着被摧残的破裂村庄，残砖、乱瓦、断木、颓墙，一片凄凉景象，相衬着万户烟囱，继绝不断的，冒着青烟，袅袅天空，直接云朵；反映着，遍野麦浪，滚滚东下，澎湃荡漾，如漂泊大海……

显然，作者是有一定文字功底的，对古诗文应该也比较熟稔。但用来描绘抗战期间的华北乡村，实在是太不着调了！并且，对天与地的展现，自身就互相矛盾。让人读后，不禁怀疑作者的感觉和心理有些分裂。

其实，纯朴的文字同样可以是灵动的。孙犁先生曾提出“浮雕语言”，让我耳目一新，大受触动，可惜没有得到作家们足够的重视。我也曾主张：文字要立于纸上，才能让人印象深刻。这一条对书法艺术亦然。

5、味同嚼蜡

这是从总体效果说的。文学作品务必要有韵味。宋诗之所以整体上不如唐诗，正如毛主席在致陈毅的信中所指出的：“宋人多数不懂诗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页.）诗歌如此，散文、小说和纪实文学都应注意。

在1958年那个狂热的时代，茅盾十分可贵地对一些以扁担为题的诗歌进行过批评。其中一首《扁担送进仓》写到：

千年万载用扁担，

祖祖辈辈腰压弯。

如今有了党领导，

扁担送进仓里边。

创意还是不错的，总体上也比许多顺口溜强多了。可把扁担告老归仓直接接上“党领导”，也太突兀了，说到底也不严肃。不用形象地呈现，却拉出“高大上”的口号唬人，再“正确”也难以感人。

曾经十分盛行的“公式化”“概念化”，在当今纪实创作中依然没有绝迹。

茅盾对后代作家给予了许多具体指导

二、主客观原因

找到了症状，我们来深究症结。回头再探讨解决路径。

症结也有主客观方面之别。

客观方面，要略说一说。首先，是作家深入生活受到了一定限制。当今社会，像柳青、周立波等那样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和生活，可以说完全不现实。靠“采风”“访谈”等方式获得的生活素材，往往浮于表面。其次，人们生活工作环境的改变，也让作家难以真正走进人物内心深处。信息时代并没有有效地促进人们的交流，常常还造成了更深的隔阂。此外，浮躁风气蔓延整个社会，也势必影响纪实作家的内心。尤其在流量至上的年代，质量是可以忽略的，“出镜”的数量与频率才至关重要。身处于这样氛围里的纪实作家，不受感染才是真文士！

客观原因当然要适当讲一讲，但主要的还是主观原因，尤其对于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文学创作而言。造成纪实文学质量不高的主观原因，在我看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地方：

1、准备不足

创作的准备，是从事文学写作的前提。柳青说：要从生活学校、思想学校、艺术学校这三个学校毕业了，才能开始文学创作。现实的状况却是，一些纪实作家别说从三个学校毕业，有的连一个毕业的都没有。

一些作家准备的方面，往往比较片面。这里要特别指出：创作的准备不能只局限于文学圈子里，应该拓展视野，广泛吸收各种知识和资源。

而准备的程度，不少作家也常常浅尝辄止。不充分、不扎实的准备，必定制约创作的深度。

2、储备贫瘠

创作准备是前提，而创作储备则是创作可持续进行的能源。

不少纪实作家，就那么些素材，就那么些感觉，就那么些领悟。所以，写完这些素材之后，往往难以为继。

还有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当代大部分作家，包括纪实作家，基本都缺乏古典功力，也不熟悉外国经验，对文学之外的事物知之甚少。从前要求教师要有“一桶水”的储备，才可以给予学生“一杯水”。其实对于作家也是一样的。

3、蜻蜓点水

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熟悉的生活圈，但局限于这个圈必然越走越窄。要走向外面的世界，熟悉自己不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往往原来熟悉的，也可能变得不熟悉，何况那些不完全熟悉和完全不熟悉的呢？

杨佩瑾对此很有感悟：他在《像蜜蜂一样……——谈深入生活与观察生活》一文中指出：对自己熟悉的生活，要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对自己不完全熟悉的生活，决不满足于一知半解；对自己完全不熟悉的生活，更要像蜜蜂那样……。这是非常珍贵的经验之谈。

茅盾对此还有更深的认识：“即使写的是自己熟悉的事情，在下笔以前也应当将自己熟悉的事再郑重研究，检阅着自己一向对于这些熟悉的事情的见解和观察有没有错误，是不是浮面。千万不要因为是自己熟悉的事，而自信太过。我们可以自信对于自己熟悉的事情的详细节目不至于弄错，但是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可以自信我们对于自己熟悉的事情的内在的因果一定理解的正确。”（《作家谈创作》上册，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这个提醒可谓振聋发聩。

因此，要深入的不只是生活，思想认识也要随之深入，对艺术规律的掌握也要相应深入。尤其要对当前状态下的人性状况，做深入的探究，以取得前人所没有的独到认识和表现。

4、固步自封

不少作家基本上在同一水平徘徊，或重复。尤其是一些显露出一定风格的作家，常常陷于这一窠臼。因此备受诟病的作家也有不少。

一旦作家不思进取，不求突破，那迟早会被时代和读者抛弃。

马识途的“三点论”振聋发聩

三、弥补不足，努力向高峰攀登

找到了问题的主要症结，我们就要对症下药，克服缺点，努力攀登艺术高峰。

1、补齐短板

“木桶效应定律”认为：制约木桶容量的，不取决于长板，恰恰取决于其短板。所以，作家必须高度重视补齐短板的问题。

因成长历史和受教育的方面不同等原因，每位作家都各有其长处，也必然会有其不足。一些作家可能生活丰富，却思想匮乏；另一些作家思维敏捷，但文采欠佳。所以，意识到这些不足后，就要努力弥补和充实。

曾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长篇小说《红岩》，最早是从《江姐》《小萝卜头》《在烈火中永生》等回忆性的纪实文学起步的。其艰辛的创作过程说明了许多问题，我们这里将主要以其为范例，对有关问题展开分析。

作者之一杨益言回忆到：当他们受命进行小说创作时，深感自己在许多方面存在短板。比如，虽然熟悉监狱情况，但对监狱外的斗争缺乏总体把握；对敌人也算熟悉，但其实并不真正理解敌人的心理和行为。于是三位作者广泛征集意见，听取指导，甚至重回监狱提审被关押的敌特，认真阅读档案及敌特们的日记。经过这些充分准备后，他们才开始动笔。

2、避免误区

许多作家在创作上还存在有不少误区。对于纪实作家来说，以为如实记录人物或故事就完成使命，于是摈弃艺术想象，减少感情投入，忽视文辞提炼。这些都是纪实作家常见的误区。

有些作家还受了西方错误理论、糊涂观念误导。对纪实创作来说，所谓“新写实”的创作观念危害尤甚，导致作者只看表面，不究本质；只看局部，不顾全局，使作品难以获得强烈的感染力。

还有就是对所谓风格与个性的过度追求，对于纪实创作是有损害的。

3、克服瓶颈

创作到一定阶段，是会遇到瓶颈的。我在长年的文学编辑和教学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些作家，甚至是有一定成就的作家，向我诉说苦恼，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觉得题材枯竭，脑子里空空如也；二是与之相反，题材很多，却总是理不出一个头绪，无从下笔；三是还有可写的，可写来写去大同小异，毫无新意。马识途尖锐地指出：这属于“有一个好的创作起点，可惜同时也成为他的创作顶点，甚至成为他的创作终点。”（《作家谈创作》上册，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96页。）

这时，宁可暂停下来，理清思绪，重起炉灶，乃至回炉去充实。即使达不到“顶点”，至少也不至于遗憾地成为“终点”。

4、互相切磋

纪实作家与一般作家略有不同，他的创作不完全是“个人写作”，不宜躲在象牙塔里向壁虚构。因此，纪实作家要成为社会活动家，要广泛与各界人士交流和互动。

回来说《红岩》动笔后，作者依然遇到了创作上的许多困扰。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专门用不少笔墨记叙了这一艰难过程：在进入第二稿后，“作者写作的信心受到挫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重庆市委决定让罗、杨二人‘脱产’专门修改小说，并要重庆市文联组织讨论会，邀请各方面人士为小说的写作‘献计献策’。这其间和以后，参与这一‘写作’活动的有四川的一些作家和四川、重庆的政治领导人。……（第三稿）写作期间，作者与出版社负责本书的责任编辑，以书信形式对写作、修改进行细致讨论。”洪子诚感言：“《红岩》约十年的成书过程，是当代文学‘组织生产’获得成功的一次实践。”（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虽然这种“组织生产”的方式后来有所滥用，但在《红岩》创作过程中，领导、群众（包括烈士亲友）、作家、编辑的“献计献策”、通力合作，确实保障了小说的成功。其中一些宝贵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

近年来，中国作协多次组织的改稿会，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对于那些全景式反映时代变化的纪实文学创作，尤为有益。

5、精益求精

文学创作也要秉持“工匠精神”，应将精益求精的追求贯穿创作全过程，努力把作品打造成真正的“精品”。

这里特别强调一下，要重视作品的修改。修改的过程，也是完善的过程、深化提高的过程。大家都知道，托尔斯泰对《战争与和平》前后修改了七次。从最初以“十二月党人”为主角，逐渐扩展到了对俄罗斯19世纪初期社会、政治、经济直至家庭生活等广泛而深入的反映，从而奠定了其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并产生了巨大的世界影响。

其实，在我国作家中也不乏这样的例证。就说《红岩》，闻一石曾披露说：“《红岩》初稿到定稿，重写了三次，大改了二次，苦战了三个冬春，写下了三百万字的草稿，最后留下了这四十万字出版了。”（闻一石：《谈<红岩>的写作》，《人民文学》1978年第4期。）正是经过这么艰苦的磨练，使《红岩》经受了历史的经验，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一。

在当今这个浮躁的年代，纪实作家尤其要弘扬这样的认真精神。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