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的主要样式

纪实文学的疆域到底有多大？回答这个问题前，先要问问：文学的疆域，究竟有多大？

文学的疆域，在历史发展中曾经很广大。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连章、表、奏、启、议、对等，都算进了文学。这在古人的文学观中是有代表性的。新文化运动之后，因为一些体裁样式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而被剔除，传统的文学疆域于是有所“缩编”，但后来随着时代发展又有所开拓。由此可见，文学的体裁样式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文学疆域的广狭，是文学本体论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纪实文学的疆域，与此基本同步。但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稍后我们将结合一些具体问题予以探讨。

亚里士多德最早对文学分类

 

1、传统分类法

在西方，历史上第一位试图从理论上对文学进行分类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基于“艺术是生活的摹仿”这一观念，进一步分析了摹仿的各种不同状况。在他看来，主要有摹仿媒介、摹仿对象、摹仿方式的不同。他认为：由于摹仿方式的不同，就造成了文学的不同种类。他区分了三种：像叙述与自己无关的事那样去叙事，如荷马的史诗；摹仿者亲自出场，即后来的抒情文学；作者让所有被描写的人出场，如埃斯库罗斯的剧作等。

亚里士多德的文学分类影响深远。苏联文艺理论家波斯彼洛夫1978年出版他的《文学原理》时，还在亚里士多德文学分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黑格尔的分析，做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是语言艺术的两种基本类型，它们在内容的某些特点上是相互对立的。很早以来就被认为是第三种类型的戏剧文学与叙事文学和抒情文学都有一定的联系。……戏剧文学和叙事文学的主要区别也就在这里。叙事文学总是向我们‘叙述着’什么，而戏剧文学却通过剧中人物的面部表情、手势和对白向我们‘表演着’什么。”（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王忠琪等译。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45—146页。）显然，纪实文学属于“叙事文学”范畴。

美国学者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从另一个方面阐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他们指出：“文学是否就是诗、戏剧和小说三者共用一个名称的某种集合体呢？对这样的问题，已经由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由克罗齐作了唯名论式的肯定回答。”（雷•韦勒克和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72页。）注意：他们没有提到“散文”。

中国被认为是“诗国”，其实中国也是散文十分发达的国度。依据文学史家看法，商朝的《汤誓》被视为最早的散文之一；周朝的《顾命》，被认为是散文成型的标志。但很长时期内，散文的内涵外延并不确定，或与骈文相对，或与韵文相别。只是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后，作家学者才有意识地对此加以厘定。其中，朱自清的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他在《什么是“散文”》中指出：散文是“与诗、小说、戏剧并举，而为新文学的一个独立部门的东西”。（转引自郑振铎等编：《文学百题》，生活书店1935年版，第238页。）这里要说明一下，戏剧不能都纳入文学，剧本才属于文学。同时，剧本也不再限于戏剧，电影、电视，甚至一些游戏，都要有剧本。

虽然目前对文学四大主要体裁基本达成了共识，但依然不断出现新情况。比如网络文学、AI创作等，就是人类进入信息时代才可能出现的现象。它们，与文学四大主要体裁是什么关系呢？容我们再继续观察和跟进。

朱自清界定了现代散文

2、依据反映对象分类

可以说，这也是受了亚里士多德的启发。

而纪实文学的对象，就是真实存在的人、事、物。三者当然不能截然分割，只是各有侧重。《小兵张嘎》《好兵帅克》等虽有原型，但主要是作者综合创造出来的，所以是小说；但备受茅盾赞赏的《潘虎》（邓洪）则是直接表现了现实中真实活着的战士，因此属于纪实文学。同理，《封神演义》《西游记》等系小说，而《东周列国志》《大唐西域记》等则属于纪实文学。

以人为对象的，主要有文学性的传记（包括自传，以及古代那些具有文学性的墓志铭等）、回忆录。代表作如鲁迅的《藤野先生》、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卢梭的《忏悔录》、夏多布里昂的《墓外回忆录》等。大多以一人为主，但也有写群体的。如夏衍的《包身工》、法捷耶夫的《封锁期间的列宁格勒（日记摘抄）》。反映群体生活的纪实文学，也应该得到高度重视。

以事为对象的，主要有史传、特写和报告文学。这主要有两方面：历史与现实。前者著名的有《烈火中永生》《最寒冷的冬天》，后者如《震撼世界的十日》《我的阿勒泰》等。

以物为对象的，主要有游记、小品文等。《徐霞客游记》《荷塘月色》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作品。近年来兴起的“城市传记”，大部分也属于此类。

关于“小品文”，多说两句。小品文一度很风行，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张岱的《湖心亭看雪》等，都是广为传诵的名篇。到了近代，社会剧烈动荡，连鲁迅都写出《小品文的危机》为小品文打气。短小精悍、叙述生动、意味隽永、文辞优美的小品文，还是值得作家，特别是纪实作家为之努力的。

以上，构成了纪实文学“大家庭”的主要成员。随着时代的发展，纪实文学“大家庭”的成员或许有所增减，其地位也会有所变化。这也是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一。

至于是采用韵文方式、还是散文方式，那只是体裁问题。此处不赘述。

卢梭的《忏悔录》是纪实文学的丰碑

3、纪实文学与报告文学

关于纪实文学与报告文学的关系，一直争议不断、莫衷一是。

我想到一个十分恰当的比喻，可以清楚地说明二者的关系，那就是 “诗与词”的关系。

词是什么？当年被称做“诗余”，很长时间不入流的。到了宋代，李清照、苏轼、陆游、辛弃疾等，把这词给“发扬光大”了。于是词与诗并列。到明清之后，诗越来越走入宫廷、走向衰落，词却不断兴，涌现了杨慎、纳兰性德等大家，一度把诗的风头都给“抢”了。如果不是出现了新诗，传统的诗歌可以说确实穷途末路。但即使如此，如果归类，词依然是归入诗之中的。

所以，异军突起的报告文学好像可与纪实文学平起平坐，但其实并没有取代纪实文学。如果从大的方面看，报告文学如同词要归入诗一样，还是要归入纪实文学的。

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报告文学是随着现代报刊出现的。在19世纪之前，是没有什么报告文学的。有谁会认为《左传》《战国策》《史记》等，是报告文学吗？连著名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初都叫“特写”。其次，报告文学必须具有一定的“新闻性”，不具“新闻性”的作品，只能纳入纪实文学。伏契克《绞刑下的报告》可以算报告文学，但方志敏的《狱中纪实》无论如何只能是纪实文学。此外，报告文学的作者，基本上是新闻记者，当然也要有点文采才行。纪实作家呢？只要有激情，有思想，有一定文采，就可以成为纪实文学作者。《中国一日》《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的作者，绝大多数就都是普通群众和将士。

所以我说：“纪实文学是最具群众性的文学创作”，报告文学？显然不算是。

难道纪实文学就低于报告文学了？从中外文学史看，纪实文学的作者以历史学家、散文家为主体。由于他们的辛勤耕耘，创作出的许多纪实文学作品，其价值和影响甚至不亚于小说、戏剧名作。

所以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之间不分伯仲，也没有什么“地盘之争”。多一个文学样式，不也很好嘛！纪实文学与报告文学，理应随着时代发展而共同发展、互促互进。

方志敏的作品用生命写就

4、纪实文学与非虚构写作

这是交叉概念。它们的共同点在“纪实”也即“非虚构”上，但“非虚构写作”中，大部分并没有文学性，这些部分就与纪实文学无关了。

许多有影响的传记、自传、回忆录、日记、游记等，如果没有基本的文学性，就只是非虚构写作，不能视为纪实文学。很显然，《彭德怀自述》《雷锋日记》等，尽管产生过巨大影响，并令人深受感动，却无人会把他们纳入纪实文学范围。

口述史近些年比较兴盛。1986年，冯骥才将他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命名为“口述实录文学”，此后不少作者纷纷响应。最有代表性的是《三联生活周刊》，他们专门开设了口述栏目。在其精选集《记忆的容颜》（2012）中，阎明光口述的《从基督徒到红色特工——我的父亲阎宝航》、项苏云口述的《我与父亲项英：两代人的沧桑往事》、舒兆元口述的《为舞台而生的人——我的母亲舒绣文》，都以其生动地叙说超越了“非虚构”讲述，而进入到纪实文学的境地。

纪实，不一定就能成为文学。“纪实性”或“非虚构”，与“文学性”的关系，要深入研究。二者绝不是相加关系，而是互相渗透、互促共进关系。

不少人认为：所谓“文学性”，就是指用文学语言表达。这是舍本求末。文学当然要文采斐然，但更要有生动的细节、充沛的感情。这三点，是构成“文学性”的基石。正因此，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历史著作，也是纪实文学，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是纯粹的历史著作。

5、“纪实小说”和“纪实剧本”不能成立

著名作家刘心武是“纪实小说”的急先锋。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接连发表《5•19长镜头》《王府井万花筒》《公共汽车咏叹调》，将其称之为“纪实小说”；还有一些小剧场话剧、戏剧小品等，也被人们称之为“纪实戏剧”。

但这是不成立的。核心问题就是“虚构”。这涉及几个方面：人物不能虚构，事情不能虚设，写法也不能虚饰。哪怕只占其中一条，就不再是小说，或戏剧。戏剧还更严格，要讲究舞台性，即使是剧本也有事先考虑到这一点。

刘心武、高行健等的探索精神是值得鼓励的。但他们大概自己也觉得探索不下去，很快就转向了虚构性创作去了。

不过，如果深入分析，会发现：纪实风格的小说、戏剧及电影、电视、绘画以至雕塑等，却是成立的。如《恰巴耶夫》（电影改称《夏伯阳》）、《红岩》《欧阳海之歌》《功勋》以及《日本投降图》、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等，我们可统称之为“纪实性的”创作。

对于所有这些“纪实性”创作，由于它们令人信服并深感亲切，我们应持支持、鼓励态度。

文学体裁四大类中，“纪实小说”和“纪实剧本”既然不能成立，那么纪实文学只剩“散文”一支了么？确实，纪实散文是纪实文学的主干，但中外历史上都有过“纪实诗歌”的。

对于“纪实诗歌”，我曾专门论述过。这里讲几个要点。从杜甫的“三吏三别”和白居易的《卖炭翁》《宿紫阁山北村》等名作来看，纪实诗歌首先要有自己独到的视角，去发现人们所未见的事物；其次，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来表现；再次，诗歌语言尤其讲求凝练精粹，所以要尽量做到言简意赅，让每个字都立起来，活起来，言有尽而意无穷。纪实诗歌因此是非常难作的。既要“写实”，又不能拘泥于“实事”，要从纪实中写出情趣、写出韵味、写出空灵。当然，其它纪实类创作都应如此，只不过对于被黑格尔誉为“艺术明珠”的诗歌来说，要求尤其高。诗人因此应格外用心。

文学体裁样式都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也将在时代进步中不断变化。所以，纪实作家不应固步自封，而应突破类型样式的藩篱，勇于进行跨界创作。只要有助于真实反映时代变迁、深切表达人民心声，所有的探索和创新都应受到鼓励和支持！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