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的语言运用

作为语言艺术，纪实文学创作务必要重视语言的运用。高尔基指出：“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事件、自然景象和思维过程。”（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32页。）因此语言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小节。要注重语言的选择、推敲、提炼，不断增强其表现力，并为民族语言的发展做出贡献。

博学多才的恩格斯，对语言有独到见地

1、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日常语言

运用语言表达和交流，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个重要标志。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把语言看作是仅次于劳动的一个主要因素：“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与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了人的脑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页。）

但文学作品的语言，与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及科学技术的语言，会有很大不同吗？雷•韦勒克和奥•沃伦综合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此做了细致的分析：

“科学语言趋向于使用类似数学或符号逻辑学那种标志系统。它的目标是要采用像莱布尼兹早在十七世纪末叶就加以设计的‘世界性的文字’（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与科学语言比较起来，文学语言就显得有所不足。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每一种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语言都拥有大量的同音异义字以及诸如语法上的‘性’等专断的、不合理的分类，并且充满着历史上的事件、记忆和联想。简而言之，它是高度‘内涵’的。再说，文学语言远非仅仅用来指称或说明什么，它还有表现情意的一面，可以传达说话者和作者的语调和态度。它不仅陈述和表达所要说的意思，而且要影响读者的态度，要劝说读者并最终改变他的想法。文学与科学的语言之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区别，即文学语言强调文字符号本身的意义，强调词语的声音象征。……要将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区别开来，则是更为困难的一件工作。日常语言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它包括口头语言、商业用语、官方用语、宗教用语、学生用语等十分广泛的变体。显然，我们上述对文学语言所做的许多讨论，都适用于除科学用法之外的其它各种语言用法。”（雷•韦勒克和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12页。）虽然他们主要在描述三者的差别，但关于文学语言的四个特点，即：历史内涵、表达情意、打动读者、符号意义，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启发性的。

文学语言因此很难由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尤其是诗歌，这是翻译界“最难啃的骨头”。

但也要注意：这三种语言只是各有特点，不是互不来往，更不是对立冲突的。

对于科学语言，并不是写到科技题材才会用到。科学无处不在，反映生活的文学作品能把科学语言剔除出去吗？无氟、加碘，甚至AI、PH25等都与我们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我们的创作能视而不见么？

而鲜活、丰富的日常用语，本来就是文学语言的源头。离开人们的生活语言，文学语言必然走向僵化和枯竭。柴门霍夫1887年创造的世界语，其百年来的浮沉，对文学语言的发展不啻为一个警示。

2、人物语言与叙述语言

回到文学自己的界域来。叙事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主要有人物的语言和作者（或叙述者）的语言。

我们先来看一段“人物语言”，可以说听了后，或过目后，经久难忘。

宋元时期的话本《快嘴李翠莲记》，历来备受好评。尤其是其语言艺术，被认为堪称一绝。且看她与公公的一段有趣的对话：

张员外见说，大怒曰：“女人家须要温柔稳重，说话安详，方是做媳妇的道理。那曾见这样长舌妇人！”

翠莲应曰：“公是大，婆是大，伯伯、姆姆且坐下。两个老的休得骂，且听媳妇来禀话：你儿媳妇也不村，你儿媳妇也不诈。从小生来性刚直，话儿说了心无挂。公婆不必苦憎嫌，十分不然休了罢。也不愁，也不怕，搭搭凤子回去罢。也不招，也不嫁，不搽胭粉不妆画。上下穿件缟素衣，侍奉双亲过了罢。记得几个古贤人：张良、蒯文通说话，陆贾、萧何快掉文，子建、杨修也不亚，苏秦、张仪说六国，晏婴、管仲说五霸，六计陈平、李佐车，十二甘罗并子夏。这些古人能说话，齐家治国平天下。公公要奴不说话，将我口儿缝住罢！”

李翠莲的“快嘴”由此可见一斑，可以说充分展示了李翠莲的鲜明个性。若是让林黛玉、薛宝钗乃至史湘云这么来说，任何读者都不会信。因为与她们的性格不符，与她们的地位也不相称。这样的话语，只有李翠莲能说出。不过，即使放在今天，这样的“快嘴”大概也不会招人喜欢吧。但这是在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甚嚣尘上的宋元时期，所以一直被视为市民女性反抗封建现实对女性压迫和女性争取独立人格的经典范本。

许多作家注意到语言是展示人物性格的有效方式，其实语言也是展现人物关系的有效途径。尤其在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物之间的对白中。看宋江与李逵、与卢俊义对话，就有很大不同。别看他对李逵动不动就呵斥一番，那是真把他当兄弟看待的；对卢俊义，宋江可是客气了许多，说明他对卢俊义是有所防范的。留意到语言的不同感觉，就可以节省许多篇幅，同时又生动地展示了人物的关系。

人物语言与叙述语言之间，最好有一定的反差。杜鹏程的纪实散文《夜走灵官峡》确实是杰作。作者的叙述与孩子的答问，显现出了成年人的成熟与孩子的童真；而孩子同时也是“叙述者”，叙述他父母的工作情况，彼此间也形成了反差。如果留意年龄、性别、文化、民族等的差别，那么人物语言与叙述语言之间就会形成巨大的张力。

老舍被公认为“语言大师”

3、语言的“能指”与“所指”

人类所有语言，都具有音、形、义三要素。现代语言学在此基础上，分析出“能指”与“所指”。“能指”即音、形，“所指”即语义。作家不一定要成为语言学家，可以对此忽略不计；但有出息、有追求的作家，如果对此有所了解，将会有助于其文字能力的提升。

“能指”中的音、形，在汉语中具有独特的意义。汉语的“音”，是少有保持“调”的语言。由此派生出汉语的音乐性。本来汉字是诉诸视觉的，因为汉语的音调，而使其获得了不一般的音乐节奏，乃至韵律。

古代中国的诗词歌赋，在体现汉语的音乐性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传承。但并不只是所谓“韵文”才注重汉语的音乐性，现代作家用白话文方式，也可获得特别的效果。老舍先生在方面做了许多努力，我们来看他在《女店员》中为余母写的一段话：

老丫头，你别吹！自从有了你，家里就倒霉！爸爸叫你给克死，家里缺米又缺煤，连个媳妇娶不上，谁也不肯来做媒！费了多大劲，跪了多少回，才娶上媳妇，生了娃娃，入口一大堆，你就该老老实实在家里，抱孩子，干活儿，不等嫂子催。可是你，一心一意往外跑，好像一群野马后面追。你不想，没人做饭洗衣抱孩子，累坏了妈妈嫂子，你对得起谁，对得起谁！

即使是默读，也可体会到“音韵铿锵”，同时也把余母的性格、心态精确地传达了出来。纪实作家不必像这样去刻意雕琢，但这种追求还是应该借鉴的。

“所指”中的语义，要更深入地探讨。被雷•韦勒克誉为“西方四大批评家”之一的英伽登指出：在文学作品中语言有“两种意义，字面意义和比喻地使用的‘实际’意义（这是我们真正关心的）”（英伽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陈燕谷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71页。）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日常语言分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语义”这种的区别。

英伽登说的“比喻地使用的‘实际’意义”，颇令人费解。我们用一首歌曲来说明。许多歌曲和诗词都有“我爱……”，但《我爱祖国的蓝天》在我看来是出类拔萃的。尤其是这里的“蓝天”，绝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实指我国的领空，而是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所以拓展了其“所指”的范围，使它在众多类似作品中脱颖而出。

作家因此要有灵敏的“语感”，就像音乐家要有灵敏的“乐感”一样。夏丏尊曾解释说：“在语感敏锐的人的心里，‘赤’不但解作红色，‘夜’不但解作昼的反面吧。‘田园’不但解作种菜的地方，‘春雨’不但解作春天的雨吧。见了‘新绿’二字，就会感到希望、自然的化工、少年的气概等等说不尽的旨趣，见了‘落叶’二子，就会感到无常、寂寥等等说不尽的意味吧。”（转引自《叶圣陶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显然，“语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对语言的“所指”有灵动的领悟和把握。

最重要的，语言不完全像高尔基等认为的那样，只是工具。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开启的语言学革命，其核心观点就是，意义不只是用语言来“表达”和“反映”的，而是被语言所创造的。因此，语言对于意义来说，既有工具性的一面，也有非工具性的一面。工具性表现在语言确实是体现意义的材料和手段，这就是高尔基等的认识。但语言本身也有“意义生成”的功能，这就是它的非工具性。有关幼童咿呀学语和聋哑人士听力训练的实验，对于他们智力的提高、心智的发展，都已经证实语言的这一神奇力量。

正因为如此，对语言的运用，务必要分外谨慎和讲究。

郭沫若对汉字具天才设想

4、语言和文字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

当我们说“文学是语言艺术”时，这里的“语言”是包括文字的。所谓“书面语言”指的就是文字，文字是从语言中派生出来的，并隶属于一定的语言系统。

在不同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文字逐渐与语言形成了较大差别。且不说许多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就是几大主要语系中，文字也比语言更稳定。在我国更突出，秦始皇、李斯可以做到“书同文”，却做不到“言同音”。至今，普通话的普及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文学主要是“文字”的艺术。汉字与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的最大差别，在于它是一种非拼音文字。根据语言学的分析，文字分为表形、表意、表音三种类型。方块形的汉字，与古埃及文字、巴比伦楔形文字、中美的玛雅文字一样，都属于表意文字。但汉字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汉字字字独立，因此不同的组合可以获得不一样的效果。梁元帝萧绎有一首《后园作回文诗》，便充分利用了汉字的这一优势：

斜峰绕径曲，耸石带山连。

花余拂戏乌，树密隐鸣蝉。

回文诗是中国一大特色，很能考验一位诗人的才气，也能见出其素养。苏东坡、秦少游等都留下过名作。只是许多回文诗虽然写得文采焕然，却言之无物，便堕为文字游戏了。萧绎则不然，此诗不仅文字优美，而且意境悠远，正读、回读居然有两种意味，不愧为高手！萧绎这厮一方面残忍暴虐，另一方面却确实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由此诗，我们便可见一斑。

方块形的汉字自然也有其不足。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主要问题在于其是相对固化的。因此，作家的使命在于克服这一缺憾。郭沫若曾有一段话，说得非常精彩。他说：“最好要把方块字的固体感打成流体，中国有好些美妙的词曲是做到了这步功夫的。语言能够流体化或成流线型，那么抒情诗和抒情散文也就可以写到美妙的地步了。（《作家谈创作》上册。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357页。）让固形的方块汉字流动起来，真是天才的设想！不过，郭沫若只注意了抒情诗和抒情散文，是有局限的。在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这样的纪实散文中，我们不也分明感受到了汉字的流动么？

文字的丰富、深化，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文字使人们的经验知识得以记录、保存、积累、整理，上升为系统的科学，传之后世，布于异地。人们也就可以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以递进的速度加快科学文化的发展，创造出灿烂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臧雨村等：《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这段话言简意赅，很说明问题。如果在“上升为系统的科学”的同时，加上“塑造成生动的艺术形象”，就全面了。

而不同语言和文字之间的交流，使人类文明更加多姿多彩。人类的翻译活动，有口译与笔译的不同。文学翻译主要是笔译，更稳定，也更久远，甚至也能成为民族文化的成果。纪实作家因此也应多创作一些可供外译的文本。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文学翻译在文化交流中也越来越显示出重要地位。但要看到，汉、英（及法、德、俄等主要语言）对译并不平等。因此，中国作家在这个问题上，依然重任在肩。

汪曾祺的语言运用出神入化

5、语言的采录与提炼

作家丰富而生动的语言，由何处来的？许多是因袭传统而来，但主要的还是要从生活中去撷取。

要格外重视老百姓的民间语言，这里没有八股味，也不掉书袋，而是鲜活生动的言词。当年周扬在论述赵树理创作的独创性时，着重谈了两点：一是人物的创造，一是语言的创造。可见语言的创造也是十分重要的。他指出：赵树理“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在他的作品上，我们可以看出和中国固有小说传统的深刻联系；他在表现方法上，特别是语言形式上汲取了中国旧小说的许多长处。……他的语言是群众的活的语言。他在文学创作上，不是墨守成规者，而是革新家、创造家。”（《周扬文论选》，朱辉军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不过，周扬对方言、土话等似乎有偏见。其实方言、土话，运用得恰当，也是很有表现力的。李劼人《死水微澜》中的川方言、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湘方言、欧阳山《三家巷》中的粤方言，还有近期《搭台》中的陕西方言，都使其作品别具一格、独具魅力。

还有一种职业语言，也应适当留意。职业语言在古代也就是“行话”。其中“黑话”就是江湖上的一种行话，《智取威虎山》的京剧和电影都适当加以选用，使其生色许多，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那么，在我国长期使用的“文言文”，今天还能不能酌量采用呢？许多人都熟悉《沙家浜》“智斗”一场阿庆嫂的一段唱词，是由著名作家汪曾祺在沪剧基础上改写的：“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可谓化用文言文的典范，很值得纪实作家借鉴。

在世界一体化趋势下，纪实作家还一定要吸纳外来语汇。其实，自鸦片战争国门被迫开启后，外来语汇就陆续进入我国。但到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在厘定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吸纳，借以丰富拓展我们的母语。

而随着互联网、AI等的兴起，网络语言方兴未艾。纪实作家对之也要有所关注，有所涉猎。

语言的推敲，是中国文人的优良传统。许多古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炼字炼句，重点在“炼”——提炼、淬炼。大家对“春风又绿江南岸”“红杏枝头春意闹”等都赞不绝口，就在于这些用词的精准。虽然白话文兴起之后，现代作家很少像古代文人那样字斟句酌，但这种对语言文字的尊崇精神还是应弘扬的。

回到起点：语言及文字，说到底是为了促进人类交流和沟通。文学及艺术也是如此。为了这一崇高目的，纪实作家要时时记着汉语和中文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