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要注重细节描写

当代纪实文学普遍对细节描写有所忽视。虽说“细节决定成败”这一风行职场的格言，并不完全适用于纪实创作。但太多的概述、交代，让人确实很难留下深刻印象。如果要使我们的作品抓住人、打动人，就务必要重视细节描写。

 

一、细节是叙事文学的血肉

在全部叙事文学中，如果说，故事是作品的骨架，性格是作品的神采，那么细节就是作品的血肉。

鲁迅先生创造的许多典型形象至今依然“活着”，孔乙己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来看鲁迅先生是怎么写的：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这些细节把孔乙己死要面子又穷酸潦倒的状态展露无遗。

在这些细节之前，鲁迅先生其实还有过一些交代性文字：“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这些交代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一系列的细节，我们对孔乙己就根本形成不了鲜活的印象。

“散豆与罩碟”一节，则让孔乙己的性格更为丰富：

有几回，邻居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们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如果说小说的白描手法使人物形象个性鲜明，那么“散豆与罩碟”一幕则对人物性格做了精雕细琢。孔乙己被人取笑，被人侮辱，被人践踏，但他对周围的孩子们仍是那般慈爱。他把自己不多的茴香豆分给孩子们，当孩子们吃完了都望着碟子时，他却将五指伸开罩住碟子。“罩碟”一举与“散豆”似乎是矛盾的，但却深切地交代了主人公贫困悲惨的生活境遇。这是对人物性格细腻的刻画，显示了作者高妙的艺术匠心。

刘邦与郦食其的初次会面，也特别有意思。《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是这么记述的：

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郦生因言六国从横时。沛公喜，赐郦生食，问曰：“计将安出？”郦生曰：“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于是遣郦生行，沛公引兵随之，遂下陈留。

请留意这里的几个重要细节：“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刘邦为何如此呢？之前还有一个细节：郦食其的老乡高阳骑士曾告知他：“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所以，“郦生入，则长揖不拜”。但刘邦强于项羽的地方在于慧眼识人。听了郦食其一番高论后，“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不仅刻画了两人的性格，更是楚汉相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如果没有这些细节，作品就只剩骨架了。所以“故事梗概”永远不敌原作。

司马迁，史学大家，也是纪实文学大家

 

二、细节的来源与类别

所谓细节，主要就是指人、物、事的细部或片断。这些能虚构么？基本不能，多是取自活生生的生活。偶尔有的“虚构细节”，无非也是来自过去生活的记忆。

因此，作家及有关艺术家必须精密地观察生活，积累细节素材。韩映山的经验，尤其值得纪实作家借鉴：“一个作家有生活，没生活，也主要看他的作品的生活细节真实与否。……我在上初中时，订了一个本子，叫‘生活手册’，是专用来记录生活的。每年假期，回到故乡去，我和社员们一起劳动，一起谈天。也到婶子大娘家串门儿。我练习写种种生活画面，种种人物肖像，十分注意人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那些琐碎的稍不留心即消逝的生活，我努力把它们如实地捕捉住，细细地写在‘生活手册’里。……我看一些画家就是这样做的。我以为这种练习虽然很笨但很有好处，虽然它们不能发表，但可以促使你观察生活，积累细节，锤炼语言。”（《作家谈创作》上册。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352—355页。）有心的纪实作家参照去实行，肯定会获益良多。

细节的类型，可谓细如牛毛，无法一一枚举。但对于创作有价值的，大致有这些方面：神态、举止、言谈，景物、生物，场景等。

明末名将洪承畴投降的往事，什么天才作家恐怕都“编”不出来。

崇祯十三年，清太宗率兵包围锦州，边关告急。十四年，洪承畴授命率八总兵，十三万军队，一年粮草，出山海关驻镇宁远，往救锦州。途中遭清军伏击，损失惨重，退守松山。洪承畴被困松山城达半年之久，粮尽援绝，处境艰难。十五年二月十八日夜，松山城守副将夏承德与清军密约为内应，松山城破，洪承畴被俘。洪承畴被送到盛京，清迁命其剃头易服投降，洪承畴拒不剃头，绝食七日， “只求速死”。

皇太极于是派范文程去劝降，洪承畴依然誓死不从。期间，范文程发现一个重要细节：房梁上掉下一点灰尘，撒到了洪承畴的衣服上，他反复拍了又拍。如此爱惜衣服之人，怎么可能轻易放弃生命？范文程马上报告皇太极。皇太极便亲自去探望洪承畴，将身上的御衣解下披在洪承畴身上。洪承畴睁大眼睛，感激地看着皇太极，于是归顺了清朝。明朝声名显赫的大将，由此成为清朝的一代重臣。

人物的细节常常会暴露人物的心绪，事物的细节则体现了事物的特性。欧阳修得了一幅古画，却难辨真伪。于是请亲家吴正肃鉴别。吴正肃仔细打量画上的细节，对欧阳修说：牡丹的花瓣是张开的，花的颜色在阳光直射下显得干萎；花下的小猫，瞳孔眯成了一条线。说明画家观察入微，是一幅很好的牡丹猫趣图。欧阳修听后大为佩服。所以，就是动植物，在不同季节、不同时间、不同地方，都可能不同。画家或作家如果不仔细，难免不出笑话。

细节对于作家或画家来说，因此从来不是小节。

 

三、细节不是均值的

并不是什么细节都值得去写。那么，什么样的细节值得写，有些还要详尽地写呢？

一定是与人物性格、故事情节和主题密切相关的。反之，就是累赘，或者画蛇添足。

德国戏剧家、诗人弗里德里希•赫伯尔（1813—1863 ）曾尖锐地批评过一些画家和作家：“如果画家不关心树木，藓苔便显得非常动人，如果树林消失了，树木便完全改观，于是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欢乐，而正敷用于自然界微小生命的、甚至在本能方面也不重视任务的种种力量，将远远超过了那些由于蚊虫的舞蹈在行星舞蹈的相形之下不足一观，便不描写蚊虫舞蹈的力量。于是到处开始盛行‘次要的东西’：拿破仑靴子上的污泥，在这位英雄退位的伟大时刻，也像他的脸上所表现的内心斗争一样，得到十分精细的描写……简言之，逗点穿起了大礼服，洋洋自得地嘲笑它唯一赖以生存的句子。”（转引自高中甫等编：《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一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1页。）

把藓苔看得比树木还重，或者把“拿破仑靴子上的污泥”与“他的脸上所表现的内心斗争”等量齐观，这种荒唐做法在自然主义作家那里可谓登峰造极。其实，我国所谓“新写实”创作中，也常出现这种弊端。

更高的要求，是在细节选择时看到它们的社会价值和意义。普列汉诺夫曾指出：“一个社会的人的行动、倾向、趣味和思想习惯，不可能在生理学或病理学中找到充分的说明，因为这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一个艺术家如果严格遵循这种方法（指生物学式的“实验”方法），就会把他们的‘剑齿象’和‘鳄鱼’作为个体，而不是作为伟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来研究和描写。羽斯曼也感觉到这一点，他说，自然主义已陷入死胡同，它没有别的好写只好一再叙述酒商和小店老板娘之间一见钟情式的爱情。这类关系的描述，只有当它像俄罗斯现实主义那样阐明社会关系的某一方面的时候，才会有意义。但是法国现实主义者就缺少社会意义。”（《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II，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47页。）当然，社会意义不能是外加的，依然是作品中特定的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等所蕴含的。

纪实作家如果不区别对待具有不同价值等级的细节，也会重蹈旧辙的。所以务必对此保持应有的警觉。

卢卡契，老牌“修正主义者”，对文艺理论却有重大贡献

  

四、细节独立化的正误

受弗里德里希•赫伯尔的启发，卢卡契提出“细节独立化”这一命题，指的是“细节不再是具体情节的体现者，它们得到了一种离开情节、离开行动着的人的命运而独立的意义”。对此，他予以了猛烈的抨击：“细节的独立化对于表现人的命运，具有各种各样、但一律起破坏作用的后果。一方面，作家努力把细节描写得尽可能完整，尽可能如塑如画。他们在这方面达到了卓越的艺术成就。但是，事物的描写同人物的命运毫不相干。不仅事物被描写得脱离了人物的命运，从而获得一种在小说中不应有的独立意义，而且它们的描写方式还发生在一个和人物命运完全不同的生活领域中。作家越是自然主义化，他们越是努力仅仅描写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仅仅赋予他们日常生活的思想、感情和言语，不和谐音便越是刺耳。在对白中令人感到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枯燥平淡，毫无诗意；在描写中则见出一种精致的画室艺术的反复推敲的匠气。”（同前，第61—62页。）这里他提到的“毫无诗意”问题，其实不仅是“资产阶级日常生活”如此，我们那些“一地鸡毛”的市民生活不也是如此吗？

细节独立化倾向确实损害了作品的有机统一性，过度泛滥是应该予以批评。

但对这个问题不能绝对化。中国古代文学中，就经常出现“细节独立化”的现象，尽管于人物性格或情节演进并无太大关系，但却保留了古代生活状态和场景，具有一定的文献意义。如今的影视剧编导，都由衷感谢兰陵笑笑生、罗贯中、施耐庵、吴敬梓、曹雪芹等文学大师，否则，他们无论怎么想象，也无法还原其中涉及到的历史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说，细节独立化只要不过份，还是有一定可取之处的。

罗中立纪实油画《父亲》，至今令人震撼

 

五、细节确实可以决定成败

文学很“大”，使命重大，影响广大。曹丕甚至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创作很“小”，就是说要从小处着手，注重细节。王愿坚深有感触地说：“细节不是创作的细微末节。凡是好的作品都有好的细节描写，……只有从生活中发现了特定的、有表现力的细节，并且根据塑造形象的需要，有准备地、在节骨眼上恰当地运用细节描写，才能为人物形象刻上准确、生动的线条，既表现了外在特征，也揭示了内在精神。”（《作家谈创作》上册。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421页。）

曾经产生巨大影响的纪实油画《父亲》，也引起过巨大争议。原因就是作者罗中立在老农左耳上加了一支圆珠笔。这个细节让不少人认为是“败笔”。在送审时，罗中立清楚地记得：“当时很资深的一位前辈建议加一支圆珠笔——旧社会的农民，加个圆珠笔就是表示他是今天的农民，他有知识。但事实上我同意加上这支圆珠笔的出发点刚好相反，我想如果每个人都把他看成是一幅旧社会的农民的画，这张画充其量就是忆苦思甜。我觉得这支圆珠笔客观定格了特殊历史时期中艺术和政治交织的中国美术现状，这一支笔客观记载了一个特殊的时代。” （罗中立：《<父亲>之后，一直在画农民》，澎湃新闻·艺术评论2019年10月8日）经过四十多年的洗礼，画面中的这位代表当时中国农民典型形象的老人，已成为中国大众精神上共同的“父亲”。

我从不认为“细节决定成败”，但在叙事作品中，细节处理不当，却确实会导致作品失败。戴嵩是唐代著名画家，尤以画牛著称。然而他的名作《斗牛图》却让牧童找出了破绽。他笔下的斗牛，牛尾竖得高高的。其实，牛在争斗时，总是前身用力，尾巴则紧紧地夹在两腿之间。牧童大笑点出，戴大师情何以堪？

巴尔扎克曾尖锐地指出：“小说在细节上不是真实的话，它就毫无可取了。”岂止小说，所有叙事性作品都是如此。巴尔扎克接着说：“当我们在看书时，每碰到一个不正确的细节真实感就向我们叫着：‘这是不能相信的！’如果这种感觉叫得次数太多，并且向大家叫，那么这本书现在与将来都不会有任何价值了。获得全世界闻名的不朽的成功的秘密在于真实。”（段宝林编：《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02、307—308页。）

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看，纪实作家务必要把细节描写放到恰当的位置。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