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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蕴豪
日寇侵华,江浙沦陷,炸弹炮火下的上海华中电信学院已安不下一张宁静的课桌。1943年,17岁的袁武林万般无奈,离校回到浙江杭州五金店的家里。却因父亲纳妾,母亲带着他的两个妹妹已回江苏海门老家去了。袁武林他也要回老家,父亲不但不给他回乡的路费,却还将他捆绑跪于衙门口。国难家散,走投无路,只得流浪街头。
一日,他偶见一则台湾招收码头工人的广告,顿觉眼前一亮。适时又来了两个人,说去台湾如何如何的好,一年可挣一大笔钱。年轻无知的他着实心动,便随其去报名,唯恐年龄不够格,还虚报3岁,填表时改名为“袁学仁”。
他兴奋着,报名后被带进一个大仓库,外面有人看守,只进不出,说是为了安全。一星期后的一天晚上,他们被汽车拉到了码头,再坐船出了黄浦江,在长江口又换上了“膏药旗”的“仁洋丸”号船。不知真相的他糊里糊涂地跟着走。有一个年长者在船出黄浦江口时便跳水逃脱。由此,领工头就以外面海上经常有飞机轰炸为由,将他们全都赶进船舱不让一个人上甲板。
船舱里装着许多中国矿石,大家在矿石边的空地上休息,每人发到一个大草包,就在上面睡觉。透过船玻璃小窗,只见茫茫大海面黑压压一片,浪涛汹涌……就这样昏昏沉沉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大约航了一个多星期才靠岸。走出船舱,满是日本口音的人,才知道受骗上当,这是到了日本门司港。
各人随带的东西全被收走,再强令脱光衣服,给每人发上黑药膏,洗澡消毒,凡是身上有毛的地方都必须抹到,然后才允许穿衣——每人发一身粗如麻袋似的更生布料外套、一套线衣线裤、两套衬衣衬裤。192人被编成一个中队,分为若干班,每班10多人,每人衣上有个号,袁学仁是77号。
穿上就象囚犯,不穿就得光身!后悔莫及,为时已晚!原来,日本因国内的青壮年都被赶去打仗而劳力奇缺,无法维持正常生产,就来中国骗人去当劳工,最小的只有12岁。随后被押上破旧的火车,经札幌到了室兰下车,又步行十几里路,才来到住地——一个木板造的大仓库,地上铺着一层稻草,中间摆两排,四周又摆了一圈,每人发了一条毯子和一床被子。这就是家?不,是牢房。
次日,即被押赴日铁七厂当苦力搬运工,为火车装卸货物、搬砖头等等。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工地就是集中营,四周电网,日兵持枪看守。霉粮充饥,一餐一小盒,菜根汤下饭,限水而干渴。劳工王吉栓饿得实在不行了,到路边垃圾堆里捡烂菜叶吃,却被日本监工发现抓起毒打,抬回没几天就死了。分到煤矿劳作的人更惨,在煤湿的地下每天劳作12—16小时,纷纷病倒,大都人死亡,惨不忍睹。从此过上了漫长而又黑无天日的劳工生活。
一个月后,大雪纷飞,冷得瑟瑟发抖,劳工们就裹着毯子去劳作。有一天,袁学仁冻得肚子拉稀,从一天拉三次,到一小时一拉、半小时一拉,直至脱水倒下,日方也不管你死活,不给一片药吃,只能眼巴巴地望着木顶板躺着等死。到后来连上厕所都无力爬行,不得不在屋里扒开稻草就拉……工友们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必须给予救治。但日方就在房子外临时搭建一个小房为病号区,把袁学仁和另外两个重病号一同送了进去,而里面没有火炉,真是雪上加霜!
三位重病号哆嗦着,只得紧挨着以体温相互助暖。两位大哥将他照顾着夹在中间睡觉,但待清晨时分,要命的一群虱子将袁学仁咬醒,他猛然一拍,一抓就是一把,再睁眼看了看左右,两位老工友大哥怎么睡得好香?他忙推了推,发现两大哥身体如同冰块,不知何时早已僵硬死亡。他喊天不应,叫地不灵。他拼着最后一点力气从死者身边爬过,爬出了这“太平间”,才被工友们救出。
工友们与日方据理交涉,才将他送到真正的病号区,但仅多了只火炉取暖。工友们提醒他,无医无药,只能用拔火罐土法自救。可是,哪来火罐?只得找来一个罐头盒,点进火,闭上眼睛往自己肚子上一扣,却烫得肚皮冒出了一个大泡,留下终身伤疤。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大泡止住了拉稀。但肚子饿了,想吃饭怎么办?可病号饭又只有上班人的一半,连正常人也只能吃个半饱还不够。
尸体早已司空见惯。死里逃生,总算活了下来。为了能多吃一口饭,他只得坚持着又去干活。零下几十度的冬天,是度日如年的煎熬。上下班的路上,每天至少可见到一二个中国劳工的尸体。早晨好端端的出去,下班时却被抬着回来,饥寒夺走着一个个生命。哪一天能活着回来,就感到是幸运。班上有两个工友专门抬难友火化的,实在没法了就去偷拿敬死人的供品,回来给工友们分着吃。日兵在海边见到劳工晕倒下,就以无用了、防传染为名被活活扔入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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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杨福根,有一次他饥饿着推火车,工头认为他不卖力,就一棍将他打倒在铁轨上,不幸被火车压断了两个手指。另有一位被皮鞭抽跌在铁轨旁,胳膊被火车压断。他们一个中队仅被逼死的就有67人,占37%之多。
饿死,病死,冻死,累死,打死,反正一个死,不如去斗死。于是劳工们发动了举世闻名的花岗暴动,却遭日本军警血醒镇压,986位劳工先后死去418人。
袁学仁斗胆闯进日方工头办公室,凭他在校学得的几句日语,为工友们去要粮食吃。事后一翻译告诉他:幸亏你会几句日语,否则说不定会被当场打死。并说日本由于战争,国内粮食匮竭,日本人吃还不够,中国劳工就被饿得更惨。
与他同在北海道服苦役的刘连仁,因不堪凌虐,逃进了深山老林,孤居山穴,以野果充饥,以树皮御寒,躲避日方追捕,过着13年的野人生活,直至1958年2月才被当地猎人发现,后经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的严正交涉,于同年4月离开日本回国。
据史料,1943至1945年的二战末期,日本采用欺骗、胁迫和武力等手段,绑架了38925名中国老百姓,分169批被相关日本企业伙同日本政府抓去,进入日本35家企业的135个工地当劳工。劳工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饿着肚子,在皮鞭、军刀下干着重活、脏活、危险活,其中14000余名被迫害致残、致死,留下了一部血泪斑斑的奴役史。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1月,劳工们获得解放并回国,大家欢天喜地,兴奋不已。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了两年的袁学仁,带着满身伤痕,也回到了祖国怀抱——上海。
有国才有家。回国后,他决心为国当兵,便参加了张阿六游击队,谁知却被转入国民党汽车21团当了名驾驶兵,后又被调去台湾,又一次误入黑暗。1948年,共产党势如破竹,国民党节节败退。9月20日济南战役,他主动弃暗投明,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为华东后勤汽车大队一名战士,后调高炮团升任汽车勤务主任,从此袁学仁跳出苦海获得新生,以强烈的爱党爱国爱业之心奋力奉献新中国。1958年转业,转战北大荒、内蒙、大兴安岭、沧州等边缘荒原,默默无闻,乐此不疲地当着驾驶员、车队长。直至临近不惑之年,找得一位纺织姑娘成婚,才回到了阔别20年的大上海,安下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1988年,袁学仁光荣退休。让他一辈子咽不下的一口气,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残酷迫害中国劳工的滔天罪行还没得到彻底清算。新世纪到来,中国日本劳工联谊会建立,袁学仁成了上海分会的负责人。往事不堪回首,便迈上了漫漫控诉申讨之路。
中国劳工及遗属代表团一行赴日交涉,在日本最高法院和东京法院前举行集会游行。福岗市民间团体组织了近百人声援团、欢迎会、研讨会,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赔偿。在劳工活动的强大压力下,迫使东京法院进行了“刘连仁案”的公开审理。
2006年,由劳工幸存者、劳工遗属及律师、记者等86人组成的中国最大规模的劳工诉讼代表团,在团长、联谊会会长的率领下,赴日本东京集体诉讼。我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及世界多国媒体等纷纷跟踪报道。
袁学仁为了民族尊严,将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伴安置在老年公寓后,积极带领上海幸存的劳工代表参加了一次又一次活动,立下誓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但遗憾的是,他毕竟是体弱多疾的耄耋老人,没能看到这一天。他临终前仍满含遗恨和缺憾,说:讨回公道,铭记历史,扬我国威,强我中华,让全世界都知道日本人的罪行。
(袁蕴豪,笔名:白猫、山中,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江苏省作协会员,卞之琳研究会名誉会长。2002起至今,创办县市老科协宣传文化分会、张謇研究会、沈绣研究会、土布传习所、知青研究会、卞之琳研究会,并负责日常工作。在全国报刊发表作品和学术论文计600余万字。获得省市级科研成果奖8次,获省市文学作品奖数十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