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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蕴豪

日寇侵华，江浙沦陷，炸弹炮火下的上海华中电信学院已安不下一张宁静的课桌。1943年，17岁的袁武林万般无奈，离校回到浙江杭州五金店的家里。却因父亲纳妾，母亲带着他的两个妹妹已回江苏海门老家去了。袁武林他也要回老家，父亲不但不给他回乡的路费，却还将他捆绑跪于衙门口。国难家散，走投无路，只得流浪街头。

一日，他偶见一则台湾招收码头工人的广告，顿觉眼前一亮。适时又来了两个人，说去台湾如何如何的好，一年可挣一大笔钱。年轻无知的他着实心动，便随其去报名，唯恐年龄不够格，还虚报3岁，填表时改名为“袁学仁”。

他兴奋着，报名后被带进一个大仓库，外面有人看守，只进不出，说是为了安全。一星期后的一天晚上，他们被汽车拉到了码头，再坐船出了黄浦江，在长江口又换上了“膏药旗”的“仁洋丸”号船。不知真相的他糊里糊涂地跟着走。有一个年长者在船出黄浦江口时便跳水逃脱。由此，领工头就以外面海上经常有飞机轰炸为由，将他们全都赶进船舱不让一个人上甲板。

船舱里装着许多中国矿石，大家在矿石边的空地上休息，每人发到一个大草包，就在上面睡觉。透过船玻璃小窗，只见茫茫大海面黑压压一片，浪涛汹涌……就这样昏昏沉沉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大约航了一个多星期才靠岸。走出船舱，满是日本口音的人，才知道受骗上当，这是到了日本门司港。

各人随带的东西全被收走，再强令脱光衣服，给每人发上黑药膏，洗澡消毒，凡是身上有毛的地方都必须抹到，然后才允许穿衣——每人发一身粗如麻袋似的更生布料外套、一套线衣线裤、两套衬衣衬裤。192人被编成一个中队，分为若干班，每班10多人，每人衣上有个号，袁学仁是77号。

穿上就象囚犯，不穿就得光身！后悔莫及，为时已晚！原来，日本因国内的青壮年都被赶去打仗而劳力奇缺，无法维持正常生产，就来中国骗人去当劳工，最小的只有12岁。随后被押上破旧的火车，经札幌到了室兰下车，又步行十几里路，才来到住地——一个木板造的大仓库，地上铺着一层稻草，中间摆两排，四周又摆了一圈，每人发了一条毯子和一床被子。这就是家？不，是牢房。

次日，即被押赴日铁七厂当苦力搬运工，为火车装卸货物、搬砖头等等。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工地就是集中营，四周电网，日兵持枪看守。霉粮充饥，一餐一小盒，菜根汤下饭，限水而干渴。劳工王吉栓饿得实在不行了，到路边垃圾堆里捡烂菜叶吃，却被日本监工发现抓起毒打，抬回没几天就死了。分到煤矿劳作的人更惨，在煤湿的地下每天劳作12—16小时，纷纷病倒，大都人死亡，惨不忍睹。从此过上了漫长而又黑无天日的劳工生活。

一个月后，大雪纷飞，冷得瑟瑟发抖，劳工们就裹着毯子去劳作。有一天，袁学仁冻得肚子拉稀，从一天拉三次，到一小时一拉、半小时一拉，直至脱水倒下，日方也不管你死活，不给一片药吃，只能眼巴巴地望着木顶板躺着等死。到后来连上厕所都无力爬行，不得不在屋里扒开稻草就拉……工友们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必须给予救治。但日方就在房子外临时搭建一个小房为病号区，把袁学仁和另外两个重病号一同送了进去，而里面没有火炉，真是雪上加霜！

三位重病号哆嗦着，只得紧挨着以体温相互助暖。两位大哥将他照顾着夹在中间睡觉，但待清晨时分，要命的一群虱子将袁学仁咬醒，他猛然一拍，一抓就是一把，再睁眼看了看左右，两位老工友大哥怎么睡得好香？他忙推了推，发现两大哥身体如同冰块，不知何时早已僵硬死亡。他喊天不应，叫地不灵。他拼着最后一点力气从死者身边爬过，爬出了这“太平间”，才被工友们救出。

工友们与日方据理交涉，才将他送到真正的病号区，但仅多了只火炉取暖。工友们提醒他，无医无药，只能用拔火罐土法自救。可是，哪来火罐？只得找来一个罐头盒，点进火，闭上眼睛往自己肚子上一扣，却烫得肚皮冒出了一个大泡，留下终身伤疤。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大泡止住了拉稀。但肚子饿了，想吃饭怎么办？可病号饭又只有上班人的一半，连正常人也只能吃个半饱还不够。

尸体早已司空见惯。死里逃生，总算活了下来。为了能多吃一口饭，他只得坚持着又去干活。零下几十度的冬天，是度日如年的煎熬。上下班的路上，每天至少可见到一二个中国劳工的尸体。早晨好端端的出去，下班时却被抬着回来，饥寒夺走着一个个生命。哪一天能活着回来，就感到是幸运。班上有两个工友专门抬难友火化的，实在没法了就去偷拿敬死人的供品，回来给工友们分着吃。日兵在海边见到劳工晕倒下，就以无用了、防传染为名被活活扔入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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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杨福根，有一次他饥饿着推火车，工头认为他不卖力，就一棍将他打倒在铁轨上，不幸被火车压断了两个手指。另有一位被皮鞭抽跌在铁轨旁，胳膊被火车压断。他们一个中队仅被逼死的就有67人，占37%之多。

饿死，病死，冻死，累死，打死，反正一个死，不如去斗死。于是劳工们发动了举世闻名的花岗暴动，却遭日本军警血醒镇压，986位劳工先后死去418人。

袁学仁斗胆闯进日方工头办公室，凭他在校学得的几句日语，为工友们去要粮食吃。事后一翻译告诉他：幸亏你会几句日语，否则说不定会被当场打死。并说日本由于战争，国内粮食匮竭，日本人吃还不够，中国劳工就被饿得更惨。

与他同在北海道服苦役的刘连仁，因不堪凌虐，逃进了深山老林，孤居山穴，以野果充饥，以树皮御寒，躲避日方追捕，过着13年的野人生活，直至1958年2月才被当地猎人发现，后经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的严正交涉，于同年4月离开日本回国。

据史料，1943至1945年的二战末期，日本采用欺骗、胁迫和武力等手段，绑架了38925名中国老百姓，分169批被相关日本企业伙同日本政府抓去，进入日本35家企业的135个工地当劳工。劳工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饿着肚子，在皮鞭、军刀下干着重活、脏活、危险活，其中14000余名被迫害致残、致死，留下了一部血泪斑斑的奴役史。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1月，劳工们获得解放并回国，大家欢天喜地，兴奋不已。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了两年的袁学仁，带着满身伤痕，也回到了祖国怀抱——上海。

有国才有家。回国后，他决心为国当兵，便参加了张阿六游击队，谁知却被转入国民党汽车21团当了名驾驶兵，后又被调去台湾，又一次误入黑暗。1948年，共产党势如破竹，国民党节节败退。9月20日济南战役，他主动弃暗投明，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为华东后勤汽车大队一名战士，后调高炮团升任汽车勤务主任，从此袁学仁跳出苦海获得新生，以强烈的爱党爱国爱业之心奋力奉献新中国。1958年转业，转战北大荒、内蒙、大兴安岭、沧州等边缘荒原，默默无闻，乐此不疲地当着驾驶员、车队长。直至临近不惑之年，找得一位纺织姑娘成婚，才回到了阔别20年的大上海，安下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1988年，袁学仁光荣退休。让他一辈子咽不下的一口气，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残酷迫害中国劳工的滔天罪行还没得到彻底清算。新世纪到来，中国日本劳工联谊会建立，袁学仁成了上海分会的负责人。往事不堪回首，便迈上了漫漫控诉申讨之路。

中国劳工及遗属代表团一行赴日交涉，在日本最高法院和东京法院前举行集会游行。福岗市民间团体组织了近百人声援团、欢迎会、研讨会，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赔偿。在劳工活动的强大压力下，迫使东京法院进行了“刘连仁案”的公开审理。

2006年，由劳工幸存者、劳工遗属及律师、记者等86人组成的中国最大规模的劳工诉讼代表团，在团长、联谊会会长的率领下，赴日本东京集体诉讼。我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及世界多国媒体等纷纷跟踪报道。

袁学仁为了民族尊严，将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伴安置在老年公寓后，积极带领上海幸存的劳工代表参加了一次又一次活动，立下誓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但遗憾的是，他毕竟是体弱多疾的耄耋老人，没能看到这一天。他临终前仍满含遗恨和缺憾，说：讨回公道，铭记历史，扬我国威，强我中华，让全世界都知道日本人的罪行。

（袁蕴豪，笔名：白猫、山中，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江苏省作协会员，卞之琳研究会名誉会长。2002起至今，创办县市老科协宣传文化分会、张謇研究会、沈绣研究会、土布传习所、知青研究会、卞之琳研究会，并负责日常工作。在全国报刊发表作品和学术论文计600余万字。获得省市级科研成果奖8次，获省市文学作品奖数十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