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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西行地图
作者:孙传海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8周年,也是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西北采访88周年。1935年7月,范长江先生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开始了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旅行。他从成都出发,经历川北、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区,西达敦煌,北至包头,全程2000余公里。他将整个行程中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著名的通讯集《塞上行》,书中不仅描写了乌拉特草原,还叙述了百灵庙战役、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前后的一些情况。
一
据范长江先生的旅行通讯《塞上行》记载:“一九三六年夏初,外人进图西蒙日亟,社中命记者深入额济纳阿拉善两旗视察。”
当时,由绥远省去新疆方向的汽车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由归化经百灵庙,然后西北顺外蒙古边沿,西穿大戈壁而过,绕居延海,以至新疆之哈密”;另外一条路是“由包头西北出蒙古,和上述汽车路于黑沙图”。为了避开日本别动队和特务的注意,范长江先生化装成商业公司小职员,搭乘向新疆方面输送客货的汽车。当时,他们原计划“遵循大路以趋百灵庙”,但是,由于在“武川遇警”,特别是由于“车回过速,在武川北门外倾覆一车,几伤人命”,他们只好“再由包头出蒙古试试”。
范长江先生最终随这个商营汽车队,从归化城出发,经包头,越大青山,从西北方向走安北设治局,又经海留图河、黑沙图、乌尼乌苏河、松稻岭等地,一直沿绥新公路向西行,最后到达西蒙腹地额济纳旗。归化城、安北设治局、海留图河、黑沙图等地名是上世纪30年代的地名,那它们分别位于现在的什么地方?
经多方查证核实,1936年,范长江先生的出发地归化城,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旧城;安北设治局,就是现在的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海留图河,就是现在的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东面的海流图河;黑沙图,就是现在的乌拉特中旗甘其毛都镇呼格吉勒图嘎查;而乌尼乌苏河,就位于现在的乌拉特后旗巴音前达门苏木苏步日格嘎查境内,松稻岭就位于现在的乌拉特后旗获各琦苏木毕力其尔嘎查境内。
大家都知道,乌拉特草原北与蒙古国接壤,南靠阴山,西连阿拉善盟,东临包头市,主要分布于前旗、中旗、后旗和磴口县境内。因此,范长江先生从包头进入小沟以后,最后到达额济纳旗的这条线路,就是穿越整个乌拉特草原的线路。
二
范长江先生在《塞上行》之《忆西蒙》中写道:“蒙古原地上,乌兰察布盟区域,大半是水草茂盛的牧地。草地地势,平坦润泽,不但行使汽车相宜,而且风景悦目。”
乌拉特中旗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说,1936年时的前旗、中旗和后旗仍隶属于乌兰察布盟,只是叫法和现在不同,分别叫西公旗、中公旗和东公旗。因此,范长江先生所见到的乌兰察布盟区域的草原,就是现在的乌拉特草原。那么,范长江先生看到了什么“悦目”的风景呢?当然是“水草茂盛的牧地”,还有草原上狂奔的马群和野生的黄羊等一些草原景象。
“蒙古草原的美丽……一望无际的青绿,其中没有一丛林,或者一棵树,来打破这种青茵的平顺。前面,向任何方向的前面看去,总是悦目的绿色铺好的野景。波形的绿地,犹如微浪的海洋。矮小的山岗,正如海中细岛。”范长江先生笔下的乌拉特草原可谓是风光旖旎、美不胜收。
沿着乌拉特中旗海流图河继续行进时,他更是感觉到“风景舒松清畅”。草原上的马群,让范长江先生大饱眼福。他这样写道:“草地上的马群,受了汽车的震动,没命地狂奔。它们一向自由生活惯了,蒙古地方可供交通用的动物,只有它们跑得快,只有它们灵巧,它们自己经验上觉得是天之骄子,它们是比高大的骆驼还要受蒙古骑士的欢迎。”“夕阳草上奔群马,鬃飞尾直眼回顾,这是多好的写生题材!”
范长江先生对草原上的黄羊还有专门的描述:“这种野生动物,我在青海看过,从祁连山南北的地方,东北向察绥内蒙,这一带地广人稀的地方,都是它们的繁殖地。黄羊奔驰速度,不等寻常,三十公里一小时的汽车和它们并驾齐驱,它们仍可以在汽车的前面赶过!”“黄羊的生存方法,有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它是对于动物界来说,完全是‘守势’的,或者‘消极’的生存。它没有巨牙,又无利爪,不能牺牲任何动物来满足自己。但是,其他的动物却不能说没有牺牲它的意思,因此,首先它有一种适应于当地当季的土色和草色之保护作用的毛色,减少被旁人发现的可能。万一被其他有伤害性的动物发现以后,它就开始逃跑,它的普通速度几等于马的狂奔。在紧急关头,它能纵跃前进,一跃能离地三四尺高,一二丈左右远。不但成长的黄羊如此,初生的羊犊,刚脱母胎之后,一见风就可以跑路。”
除了草原、马群、黄羊,范长江先生对草原上的喇嘛庙、河流、骆驼刺、戈壁滩以及草原上开垦的土地等也都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在跨越整个乌拉特草原时,范长江先生一行人曾在中旗海流图河边住了一宿,后来在松稻岭,也就是现在的后旗获各琦苏木毕力其尔嘎查住了一宿。对此,范长江先生在报道中也都有描述。比如,当见到海流图河时,写道“傍晚,过一条叫‘海留图’的小河,河的西岸有几家蒙古包,为汉商所经营”;“青年男女们总喜欢到海留图河旁用清寒的寒水来洗涤当天的尘垢”。当到了松稻岭时,写“‘松稻岭’乃译蒙古音而来,这里无松,无稻,更无山岭,只是平沙万里的戈壁上,聚立着三四个蒙古包。”
三
1936年8月,范长江先生乘新绥汽车公司的车队从归绥出发,经过乌拉特草原前往额济纳旗。关于这一次采访的原因和目的,范长江先生在《忆西蒙》中已经提到过,主要是“一九三六年夏初,外人进图西蒙日亟,社中命记者深入额济纳阿拉善两旗视察”,希望他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当时“绥远之西,阿拉善和额济纳蒙古一带,也在酝酿着风云变色。”,范长江先生认为,“我们中国人虽然自己惭愧不能保护自己领土,而当新闻记者的人,却有把危机情况报告给国人的义务。我们要在危机爆发以前,把这些地带的情况弄个明白。”
谈到去额济纳旗采访的目的时,笔者专门采访了范长江先生之子范东升。范东升说:“父亲1936年路经乌拉特旗,前往额济纳旗,目的是报道日本特务机关侵入内蒙西部地区的危机情况,他是第一个报道这个危险局势的新闻记者。他在额济纳了解情况以后,骑骆驼昼夜兼行,返回宁夏,向国民政府当局作了报告。省政府据报转报南京国民政府。随后百灵庙战役及‘西安事变’等重大事件爆发,记者在完成绥远前线紧急采访报道后,于1937年4月20日在上海写出额济纳采访见闻(题目是‘忆西蒙’),随后公开报道,引起很大震动。1937年4月,南京政府电令宁夏省民政厅长李翰园等执行取消日本特务机关的任务。日本陆军少将江崎寿夫、特务机关长中将横田等一批日特及汉奸被抓捕。经国民党军西北行辕审判,13名日本特务和5名汉奸于9月14日在兰州被处决。”
(本文刊载于《内蒙古日报》。图片由范东升提供)
(孙传海,男,现供职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党委宣传部,系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