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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激扬挥妙笔 骐骥奋发振雄风

来源: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 发布日期:2021-08-25 21:11:35

 

 

才情激扬挥妙笔    骐骥奋发振雄风

——《刘守家文论集》序

作者:韩作荣

 

京城“文化忙人”刘佳新辑的一部文论集即将付梓。他找到我,笑呵呵地邀 我作序。我也为他高兴。他找对人了。我欣赏他的才情,更佩服这位老当益壮的“老骥”身上那股虎虎雄风。而且在他胸中,似乎藏有某种关于纪实文学方面的大气象、大格局,因而他品评起诗文书画来,总能够高屋建瓴,又无论巨细,名家也品,草根也评,可谓龙虫并雕。如此说来,为他作序,岂不是件乐事?正好借机读一读他的文章,看看这个妙笔生花的刘佳又有何高论。因而,他一开口,我便欣然允诺。

与刘佳相识多年,我俩可谓交谊甚深。“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二人“酒债”是没有的,“人生七十”倒不假。我比刘佳年长,已不能做长篇大论的文字,只可吟几句诗,涂几幅画,作几笔字,纯属吟风弄月,既无关宏旨,亦无伤大雅,供休闲罢了;而刘佳,年方未及七十,还是个“小伙子”,尚能点灯熬油,夤夜挥毫,怀天下之忧,抒家国之思,每遇才情喷发则不能自禁,洋洋洒洒,千言万字倚马可就,真令我羡煞妒煞。听他说,如今他每天夜里都要赶写文章,而且经常是,伏案撰文,神思沉湎,挥写之际,不知东方之既白。我见过身边的许多老年人,整天唉声叹气,暮气沉沉,有的也写些诗文自娱,但那调子全无朝气,无非凄风苦雨,叹老悲秋,如古人所言,“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刘佳则不然,他天然的一个乐天派,似乎“老”字与他无缘。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忙人,在阜成门外解放军报社那个大院,进进出出,送往迎来,风雨寒暑,数十年如一日。你看到他在外面走路的时候,似乎永远都是步履匆匆,手提一只沉甸甸的大皮包,朋友们戏称那是刘佳的“百宝箱”,但我知道,那里面装着的,都是与他工作有关的物件。当他坐下来与你攀谈时,那话题又永远是公务、创作方面的种种头绪与设想,好像他整个人上了发条一样,一谈及写作,就停不下来,尤其是遇到文字知己,那多半是要作竟夜谈。写到这里,我忽而想起一位有趣的古人,他极其珍惜光阴,觉得夜晚的时光用于睡眠太浪费了,故而常常叹惋,他的一位朋友见状对曰:既惜夜晚光阴,何不作秉烛游?那位朋友当然是笑谈,但我以为,那位珍惜光阴的古人很可敬,他是想以有限之光阴行无限之事。我这位朋友刘佳,很像那位古人,我想,若有可能,他会作“秉烛游”的——其实,他夜夜灯下写作,不就是在作“秉烛游”吗!

这些年来,他还不单单忙于纪实文学创作方面的工作,还常常旁逸斜出,“多管闲事”,比如,他应某部门之邀,设计“红楼梦大观园”,比如,他“胆大妄 为”,为北京设计“北京老舍茶馆”,诸如此类,这些“分外”的工作,他都做得极其认真,有的设计几易其稿,有的谋划须实地考察,反复论证,这些他都亲力亲为,一丝不苟,并以他那颗敏感、灵动的心,为邀请方设计出别出心裁的方案来,获得各方一致叫好,乃至于成为京城旅游观赏景点,至今他所设计的这些景点,仍是园林景观方面百看不厌、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之作。有时,他还要应邀参加一些书画等艺术展,他不是走马观花看看了事,看完后还须给人家“雅正”,他的那些书画界朋友都佩服他对书画艺术的精彩评论,他的评论不是隔靴 搔痒的那种,更不是吹吹拍拍的庸俗应酬,他评论时动真格的,好处说好,不足之处也毫不掩饰,针针见血,刀刀见肉,直通通地给对方指出来,而他的朋友们也不生气——刘佳说到了点子上,气从何来?这就是我所熟悉的那个文人圈里“倚马可待”、“文不加点”的刘佳。

刘佳的文债可谓积重难返。你问他欠了别人多少文债?他自己怕也说不清,他经常无奈地摇着头苦笑,说,我的时间太少,我的杂事太多,要是给我大把的 时间,我就安安稳稳地坐下来写东西,还文债。他说,当他沉浸在文字写作之中的时候,他的感觉是最愉快的,他的心境是最美妙的。刘佳太爱写作,在文学艺术领域,他能操多种形式,诗、文、剧、曲,甚而至于书画,都非游戏式的玩票,不论哪一种文艺品类,他亮出自己的作品来,总能叫行家里手啧啧称赏,大呼意 外。 也因此,他写出的各种文艺评论,每每一击即中,抓住那些最精华或最要害之处,然后条分缕析,剥茧抽丝,叫评论对象击节叹服。他主抓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全面工作,又身兼多种职务,就其性情而言,他又不肯做高高在上的官僚,大而无当地马虎行事,于是乎,他所负责的每一项工作,都事必躬亲,直至一一落实才能放心,事实上,他是既当“总统”又当“总理”,还兼任“总务”,有时甚至兼做“家政”,如此繁重纷纭的事务,真正属于他的写作空间会有多少呢?他曾说起过他的写作轶事,经常是,像古人欧阳修说的“三上”——厕上、马上、枕上,而他呢,除了“马上”之外,那恐怕远远不止“三上”了,究竟是几“上”,只有他自己知道,反正是,一切忙里偷闲的空余时间,他都用来构思、酝酿文章,他曾笑言,他的许多诗文是诞生于茅房之中的。“诗文”与“茅房”,这两者,是多么的风马牛不相及 啊,但在刘佳那里,却融汇得如此协调,如此天衣无缝! 可悲乎?可叹乎?可笑乎?可敬乎?然而,这就是刘佳,那个真实的刘佳。有时我很纳闷,他毕竟也是鬓发斑斑之人,哪来的那股精气神?又一想,还是伟人说的那句话,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依我看,刘佳就有那么点精神。他的胸中,几十年来总是氤氲着那么一股子不灭的火花,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对文学的执着追求,是对社会、对时代的紧迫的责任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想为文化传承做点有益的事。这种精神其实是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古代的文人就有一种心系天下的情怀,自古及今,文人志士们不都是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远情怀吗?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康有为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秋瑾的“莫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李大钊的“铁肩 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文革末期天安门广场无名者的“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华夏文明之脉绵延不绝,而贯穿于其间的中华文脉也是代代传承,薪火不熄。 之所以联想到这些,我是觉得,当代文化界的诸多有识之士,如他们的前辈一样,身上也洋溢着那股“修 齐治平”之气,血管里也流淌着滚烫的家国情怀。

我与刘佳,均与官场结有渊源,都做过或正在做着“文官”,但从某种角度说,虽是“官身”,本性上当属文人之列,那么,我们的身上自然也就存有古来文人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本色,或者说是根性,一辈子都是与笔墨书砚为友,说句糙话,与书本笔墨的感情恐怕比结发夫妻还深。单说刘佳,以其几近七旬之年,仍激情未减,笔耕不辍,图的是什么?是金钱吗?不,他不需要这个,他于物质看得很淡,并无过多追求。是名声吗?不,声名于他可说是累赘,这多年来,在他而言,不说声名满京华,也是大腿上绑铜锣,走到哪响到哪的人物,他无需在名声方面行锦上添花之举。他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也早已过了“随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名利在他已成身外之物。我自信我是了解刘佳的,我敢说,

是一种力量、一种信念、一种责任、一种精神在支撑着他不舍昼夜地奋力前行。就这点看,无疑,他继承了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的那些优良传统。

刘佳不仅有激情,有信念,他的才华也不容小觑。就拿眼下这部文论集来说,其中所涉内容多种多样,所涉作者三教九流,而他笔下,这一切均触手成趣,应对自如。他评价其老友郭闻奇的《老子智慧大讲堂》一文,对评价对象有独到、全面而透辟的分析:“老郭的《老子智慧大讲堂》不同于那种学院派教授所诠释 的《道德经》,从理论到理论的干涩,老郭对社会生态影响自然生态的诸多案例解析,以酣畅淋漓的文笔,精当的故事类比,翔实的史料引证,耐人寻味的哲思归纳,其构架错综而不芜杂,犹如曲径通幽,犹如柳暗花明,犹如繁花似锦,等等,使哲学的逻辑思辨与文学的吐纳英华,相得益彰,字里行间处处透析着一股作家文心苦胆为忧天的情动而辞发的浩然正气,掩卷思忖,依然闻听风雷激荡。”如此文字,岂止是鞭辟入里的分析,亦是脍炙人口的美文。“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刘佳诗、文、书、画俱佳,胸中自有弱水三千,能写出此等 美文并不奇怪。他对以老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于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尤有心得,“……我们的创业文化不乏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润泽,使创业者们尤其感悟改革开放给国人提供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的智慧和宽松的人文环境,是多么弥足珍贵,才使自我价值实现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及其人才潜能向外拓展的可预期性。”是的,改革开放固然是一个对以往人文传统剔除与吸收的扬弃过程,但绝不能舍本逐末,更不可数典忘祖,仰他人之鼻息。如今,西方世界正掀起一股研究学习以中华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热潮,且方兴未艾,尤其是十分崇拜老子的哲学思想;西方学界对老子的尊崇,倒逼着我们去反思:为何根植于华夏大地的灿烂文化,非要先得到别人的认可,才会引起我们自己的重视?这难道不是莫大的讽刺吗?对此奇怪现象,我们该清醒了!华夏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黄山黄河,长江长城,湖山热土,这一切,永远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以此为根基,为人才有准则,为文才有主旨,特别是在当今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我们所缺乏的正是这样一颗“定海神针”。从这个角度说,刘佳赞许《老子智慧大讲堂》是大有深意的。在刘佳眼里,作者郭闻奇是有“品”的,有人品,亦有文品,其文品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源头,其人品是建立在传统文化根基之上的。 他以党中 央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三常”——“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为绳墨,结合老子关于贪与寡、善与恶、美与丑、长与短的精辟论断,将其纳入书中,以警示当世之人。对赵则训的长篇历史纪实小说《孙膑传》,刘佳连连赞许,称之曰:“这样的传记一直是个历史的空白。这一空白一直到孙膑去世两千多年以后的今天才终得填补”,其评价不可谓不高。而对其史料的扬弃,也看得很分明,他认为,《孙膑传》“采纳了《史记》、《战国策》等史书的不少优秀成果,但也厘正了一些舛误”,而对该书所采用的某些民间传说,刘佳也有自己的见解,认为野史及民间传说不一定就虚妄不经,许多所谓的正史,由于作者受时代局限及被统治阶级的意志所左右,其可信度也常常大打折扣。刘佳对这一文体的剖析辩证而温和。面对浩如烟海、扑朔迷离的史料,是屈从于史学大家,还是慧眼独具,以自己的立场观点勇于拨云见日,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刘佳以为,该书作者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作者能够站在历史和艺术的高度,以其非同寻常的眼光和笔力,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抽丝剥茧,取精用宏,条分缕析,不惜浓墨重彩,为我们塑造了那个波诡云谲、大开大合的特殊时代的一个特殊人物。关于这部小说的历史功能与文学价值,刘佳以其伯乐般的眼光,做了详尽而精当的评介,尤其是对书中“围魏救赵”这一著名史实,以及孙膑以“智”为主要标志的形象的解析,他认为,在这方面,这部传记对孙膑的刻画已远远不止一个“智”字所能涵盖,孙膑的形象、性格及人生际遇是丰富而多元的,尤其是孙膑在中国军事史方面,多有开先河之举,不少思想都具有首创意义。这些论述与评判,应该说都具有较高的专业性,我想,即使是史学专家看了,也必定会予以首肯。刘佳的学识之广博、之深湛,于此可见一斑。

他评论青年战士作家纪红建的长篇纪实文学《明朝抗倭二百年》,首先肯定 其鲜明的现实警示意义,是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李世民以殷朝灭亡为镜鉴,励精图治,所以成就了一番盛唐伟业。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外部的种种威胁,仍然要居安思危。刘佳以为此书的首要意义正体现在这里。除此之外,刘佳还慧眼独具,发现了该作品形式方面的亮点,他称赏道:“纪红建写《明朝抗倭二百年》很明显地采用了史志体纪实文学的方式,这也是值得肯定与推荐的。”这种方式何以值得肯定与推荐?他进一步阐述说:“……纪实文学应该具有强悍的文体复合的特征,应该更多地显示出多元推进的空间。这就需要我们纪实文学作家在叙述时体式的多样化,大胆吸收相关艺术文体优势。”作为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的“掌门人”,他这么说,其实是有感而发,“这些年,作为极具冲击力的纪实文学已经将自述、广播、录音、史志以及作者家史、个人生平和对象描述结合 起来。叙述角度上,多元第一人称、多元第三人称以及对话中的第二人称,交错穿插,纷繁多变。 ……”他曾在多种场合表示,纪实文学作为文学的重要品类之一,自有其它文学样式不能替代的功能,虚构类文学主要以它形象生动的特质陶冶人心,教化社会,而纪实文学则以其真实的力量振聋发聩,扶正驱邪。刘佳论起他那“老本行”来,总是谈锋机敏,滔滔不绝。他对纪红建的另一部长篇传记文学《哑巴红军传奇》给予深切关注及高度评价。他认为,这是一部通过历史长河中细节来还原历史真实的佳作。评论开篇,他便指出纪实文学的要义:“传记文学需要用真实、动人的细节来表现主人公的性格,这是写作技巧与方法的需要,更是传记文学的核心指向与最大限度地体现主人公人格魅力的需要……”他说:“读完这部作品,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通过描写小人物,展现了大场景。”“它艺术地通过展现小人物的方方面面,展现了中国革命的大场景。”以小见大,“鸡毛蒜皮的小事”中真切地还原出历史的特定场景与风貌,这就是细节的力 量,更是真实的力量。刘佳评价一部纪实文学作品的优劣,首先看作品的真实性,他认为,没有了这个前提,一切就无从谈起。“纪实文学”,“纪实”是摆在第一位的,然后才是“文学”。关于纪实文学的这一核心要素,刘佳的观点一向极其鲜明,毫不含糊。刘佳所主持的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其麾下设立有多个分支,其中即有传记文学创作委员会,这个创委会曾与北京书山之路科学研究院共同编纂了《时代楷模》一书,书中记录共和国不同时期可歌可泣的英模事迹及其少为人知的人生轨迹,其主旨不外还原人物风貌,发掘其精神世界,最终目的是弘扬主旋律,为当世树立人生楷模。刘佳自知这项工程意义非凡,应是利在当代、功 在千秋的创举,故而他在评述此书时极力在这方面予以阐发,他力图叫广大的读者意识到,该书所写的众多英模事迹,是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战争年代的 峥嵘岁月里,因为有了那些冲锋在前、舍生忘死的民族先锋,拼将一腔热血抵御 外敌入侵,才取得了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胜利;和平建设时期,因为有了各行各 业无数的英模人物,殚精竭虑,舍家为国,引领并激励着人民群众发奋图强,才将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人民当家作主、安居乐业的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正是因为有一大批勇于进取、积极开拓的先行者,使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英模,是我们这个民族复兴、崛起的希望之所在。刘佳为此书的出版撰文呼吁,其意也正在于此。

这部文论集中所评论的对象,有一篇比较特别的小说,那就是于杰夫的中篇 小说《荒冢》。刘佳称其为“在众多的作品中独树一帜”,“不论在作品选材的 角度和主题思想的挖掘深度上,还是在小说故事情节的逻辑构思和作者文笔方面,堪称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是“一曲回荡在烽火硝烟中的人性之歌”。刘佳将评论的重点放在了小说所展现的“人性之美”上,我以为,这恰是他慧眼独具之处。他认为,文学是人学,从某种角度说,小说中所体现的人性的深度,决定着一部作品的高度。他激赏《荒冢》在挖掘人性方面撼动人心的构思与描述。半个多世纪前发生的那场战争是残酷的,其实,所有的战争亦如此,无论是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但残酷的战争却无法泯灭人性,人性之美在惨烈的战火硝烟中依然可以灿然绽放。而且,人之所以为人,其复杂的人性往往不能以某种固定的标签去评判,亦不能以民族、国界作为分野。好的文学作品所展示的人性大都是复杂而多元的,具有多重解读意义。也因此,刘佳特别欣赏这部篇幅并不很长的中篇小说,篇幅不是决定作品优劣的因素,沟渠能起风浪,尺幅可兴波澜,刘佳感慨的是,作者在短短的一部中篇小说里,于淡淡写来的故事之中,能够不动声色地挖掘一个个情节背后的人性之美,而且描述得那么深沉,那么曲折委 婉,那么震撼人心。一部作品的高下雅俗,作者的眼界高低至为重要,刘佳认为,作者站得高,着眼点不俗,不是为了编排离奇的故事去取悦读者,而是站在人性的制高点上去构思故事,铺陈情节,因而字里行间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味。古人说“居高声自远”,用这句话形容《荒冢》的作者很适合,那么,以此形容刘佳的评论眼光,不也是恰如其分吗?对作者的另一部中篇小说《静静的山谷》,刘佳也是从人性的角度予以关注,他认为,这篇小说在人性的挖掘上同样功力不 凡。看来,刘佳比较喜欢描写人性的作品,其实我也如此。因为人性最易打动人的心灵。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食五谷杂粮,秉七情六欲,不仅有肉,亦有灵,灵肉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否则与禽兽何异?刘佳被作者描述的那个山谷里所发生的故事深深震撼了,看得出,那个小男孩身上展现的人性之 美叫他那颗敏感的心激荡不已,而米戈身上那一丝萌发的人性的芽苞,更搅得他 心神不宁,作品中,美与丑、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做着激烈的碰撞,在这碰撞之际,刘佳看到了潜藏于人物心底的那一点点仅存的人性,而就是这点微弱的火光,却如电光火石,照亮读者的心灵。这是文学的伟大的力量。远如曹雪芹的《红楼梦》、老托尔斯泰的《复活》及《安 娜 • 卡列尼娜》,近如路遥的《人生》、莫言的《红高粱》,等等,凡优秀的文学作品,无一不着力展示人性之美。读者 也正是在这些优秀作品之中,被那些美好的人性所打动,进而心灵得以熏陶和洗礼。刘佳将人性美作为好作品的重要标志并予以全力举荐,很有道理。

作为纪实性文学机构,报告文学自然是必须重点关注的领域。刘佳组织编辑出版的《2011年度中国报告文学精品集》,是继《2010年度中国报告文学精品集》之后又一重点出版工程。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属性,他在该书评论伊始即开宗明义:“中国的报告文学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肩负着记录时代发展与变化的这一神圣的使命。”的确,诚如刘佳所说,不管是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还是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迁的二十一世纪,报告文学都以其特有的属性,成为记录时代风貌的最迅捷最有力的文学品类,这一特质是其它文学样式所不可取代的。刘佳所举的一些报告文学经典之作,诸如夏衍的《包身工》、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穆青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徐迟的《哥德巴赫猜 想》等,都充分印证了报告文学的“文艺轻骑兵”的鲜明特点。大力发展、繁荣报告文学,也是时代的迫切需求。刘佳认为,“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如何满足人民群众越来越高的文化需求,是摆在所有文化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诚哉斯言,在商品经济大潮涌动不息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大力加强精神文化方面的建设,以此谋求和经济腾飞的步伐协调一致,形成两翼齐飞的双轮驱动的局面,培育良性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造就千千万万“德艺双馨”的“红顶商人”。伟大的时代在呼唤着文学,文学也应当紧跟这个时代,与之声气相应,携手共进。我与刘佳均有这样的共识,那就是,一个民族的振兴,不单单是经济的繁荣富强,这是一项综合而多元、极其浩繁的系统工程,其中,文化的繁荣乃是民族的振兴之本,须知,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其经济实力无论多么强大,内里也是虚弱的,发展前景都是不可持续的,总而言之,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从这个角度看,刘佳及其纪实文学研究会所建设的这项报告文学出版工程,确有其深远意义。

长篇纪实文学《李大钊》是刘佳二十余年文坛好友,著名作家、影视编剧王朝柱历时八年的心血之作,对这部“洋洋洒洒近六十万言的纪实文学巨著”,刘佳倾尽笔力予以精心赏析并大力推介。这部纪实文学力作的成功是自不待言的,而判定其成功的 主要依据何在?这需要评论者具备高屋建瓴的眼界。刘佳对此游刃有余,他先从宏观处着眼,徐徐道来,他说:“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的成败,主要是看其作品塑造的艺术形象是否成功;而纪实文学,或小说化的传 记,则主要看立传的主人公的形象是否丰满,栩栩如生;写伟人的文学传记——尤其是距今天很近,且又知名度极高的伟人,读者首先的要求是伟人的形象是否真实可信。”在此,刘佳抓住“真实可信”四字作为解读这部长篇纪实小说的“牛鼻子”,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可收纲举目张之效。“纪实文学”,“纪实”是排在第一位的,没有了“纪实”,“纪实文学”即无存身之地。近代著名翻译家林琴南曾倡导译文应遵从“信达雅”三原则,而“信”字居首,译文须“信”字当先,纪实文学更是非此莫属,可见有识之士均将“信”也即真实看得极其重要。 人无信不立,文无信又怎能获取读者的心?看来,刘佳是深得“纪实文学”其中三昧的。他以史学家的眼光,审视着作品中所描述的一连串历史大事件:辛亥革命、大革命失败、二次革命、护国讨袁、张勋复辟、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二七风暴、国共合作、 孙中山北上、三一八惨案、李大钊就义……他认为,“作者以独到的艺术视角俯视这些震惊中外的事件,非常严肃地且又是艺术地尽遣笔端,井然有序地铺排在这部巨著中。客观地审视该书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处理,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刘佳大处着眼,高处落墨,为这部塑造伟人的纪实文学巨著“一锤定音”,他激赏这部作品“织出一幅纵横天下、浑厚壮阔的真实生动的历史画卷”。李大钊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代旗手,即使狂傲如陈独秀,也谦逊而诚恳地将李大钊引为“比我年少的师者”,称李大钊一生的 言行犹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并坦承“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对这样一位伟人的塑造,非大功力者不能为之。刘佳认为,王朝柱很好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文学工程,他不仅为文学史留下一个独特而鲜明的伟人形象,而且还艺术地再现了那个“空山已无歌哭之地,天涯不容漂泊之人”的危厄时代的历史风貌。 而对于像王朝柱这样一位早已名满文坛的大家,刘佳也秉持一个评论者的优良操守,坦诚地指出其作品的不足之处,真正体现出磊落不羁的文人风骨。

刘佳有一位“草根文友”,其人名叫陈观友,说他是刘佳的“草根文友”,是因为这位文友一生遭遇政治风波、生活磨难,虽然挣扎于社会底层,但对生活、对文学痴心不改,且愈挫愈奋,最终政治上平反,事业上有成,生活得以安稳。 这位文友是广东湛江人,常来北京看望刘佳,两人喝烧酒,饮粗茶,把臂言欢,作竟夜谈,甚是“和谐”。刘佳为陈观友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生命的地平线》作序,文中对这位文友的一生经历事无巨细,如数家珍,而对其生动老练的文笔啧啧称赏。对其身经磨难而终有所成,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八个字涵盖殆尽;对其文字功夫亦以“清雅流丽”、“含英咀华”八字了之。实在是精当至极。在这篇评论当中,刘佳对这部书稿的文字功夫颇有感慨,可见平时他在接触众多

纪实文学作品时,是很在意作品的文学性的。“纪实文学”,“文学”虽排在第二位,但绝不意味着可以忽略,恰恰相反,没有文学性的纪实文学,是不会受读者欢迎的,也注定不会流传久远。长期以来,纪实文学确实存在着有“实”无“文”的现象,即纪实性有余,文学性不足。这是整个纪实文学界的通病,也是文坛有识之士大为忧虑的症结。既然叫“纪实文学”,那么也就必须具备文学色彩,否 则,干巴巴,空洞洞,味同嚼蜡,甚至板着一副政治面孔在那里说教,试想,二十一世纪的口味刁钻的读者诸君谁来买你的账?《论语》里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正是此意。刘佳的感慨,也是广大文学者的共同感受。值得注意的是,刘佳在评论杨忠文的长篇纪实文学《变色河》及其它作者的作品时,也多次

强调纪实文学的文学性。看来,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有关人士的高度注意了。

本集当中,有两篇是刘佳评介他的“战友”的,一位是原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副社长、“文化警察”马卫东,一位是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部部长陈政举。刘佳 在谈论同是军人的文友时,口气明显轻松、亲切了许多,不吝赞誉之辞,对他们 的缺点也毫不隐晦,不怕将“家丑”外扬。这两位虽多年从事文字工作,但并非文学里手,故而刘佳也用另一种尺度衡量他们的作品,从容,平和,委婉,嘉勉,一副老大哥的雍容气度,叫人瞬间忘记他的“官讳”——会长。刘佳就是这样一位博学多才、可亲可敬的性情中人。偶尔,他也对书画来一番“指手画脚”,细看上去,他竟然说的全是 “行话”,而且许多评语颇中肯綮,令人心折。本集里有一篇谈诗人、书法家冯举印象的短文,我挺喜欢。他说冯举的字,“从笔法上看,于纵横捭阖之中能保持中锋立骨,侧锋铺妍,恣肆而不失于轻滑,稳健而不拘于板滞,疾如脱兔,顿则山安。提、按、使、转、疾、涩、方、圆皆能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婉转处含蓄蕴藉,方折处斩钉截铁。”这些评语可不是随便说说的,那要有一定的根底才悟得出。行文至此我忽而想到,咳,这个刘佳不就是个文学圈里小有名气的书家吗?难怪他评论起书法来毫不生涩。

有意思的是,刘佳对武侠小说也颇感兴趣。他对白洋淀派作家周振成创作的电视连续剧《冀中大侠》(由该作者原著长篇武侠小说《鹰爪王》改编)特别予以关注,从小说到电视剧,他就作品的艺术形式、人物性格、故事结构及其不足 之处,都做了或详尽或精要的分析,而且看得出,他对武侠类文学亦有浓厚兴致,我悬揣,这个刘佳想必也是个迷恋什么“武林秘笈”的老顽童吧!在这一点上我倒很羡慕他——他比我小十几岁,但童心未泯,举止坐卧还像个年轻人那般,风风火火,忙忙碌碌。他的心还年轻着呢,这叫我想起苏轼的名句:“老夫聊发少年狂”,一副意气风发的面目,一副挥斥方遒的架式,这叫我不能不顿生感慨:

是啊,属于刘佳的那一片夕阳正红、正美。

因为是老朋友,一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住。也罢,就此打住,欲知刘佳下部大作如何,且听来日分解。我期待与刘佳把酒叙旧,更期待他童心永驻,宝刀不老,新作迭出!

 

                                                                 (作者系著名作家,原中国诗歌学会会长、《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2013年10月1日